李鴻章除了經營以“求強”為目的的軍工企業(yè)外，還開始興辦以“求富”為目的的民用企業(yè)。他從所謂“求強”出發(fā)，把西方軍事工業(yè)移植過來，力圖加強清王朝的武裝力量。然而，軍工企業(yè)在資本主義國家中是整個政治經濟體系中的一個環(huán)節(jié)，把這個環(huán)節(jié)孤零零地摘取下來，移植到中國，由于缺乏社會經濟發(fā)展的穩(wěn)固基礎，結果發(fā)生了許多畸形現(xiàn)象和一連串的困難。

經費來源枯竭，原料燃料供不應求，轉運維艱，技術落后，人才缺乏，管理制度混亂等等，堵塞了軍事工業(yè)進一步發(fā)展的通道。為了解決這一些問題，就必須為軍事工業(yè)建立完整的近代工交體系。因為“武器的生產是以整個生產為基礎的”。于是圍繞軍事工業(yè)而興辦民用企業(yè)的問題就被提到日程上來。

李鴻章知道，要辦稍大一些的工廠企業(yè)必須得到總理衙門的同意和支持，所以多次致函總理衙門，陳說辦廠造船的必要。他曾這樣說道：“各國洋人不但輳集?？冢疑钊腴L江，其藐視中國，非可以口舌爭，稍有釁端，動輒脅制。中國一無足恃，未可輕言抵御，則須以求洋法、習洋器為自立張本，或俟經費稍裕，酌擇試辦，祈王爺大人加意焉。”由于當時風氣未開，李知道用大機器生產遇到的阻力過大，擔心總理衙門有獨木難支之慮，故致書威望較高的御史陳廷經，闡明中國學習西方技藝的必要性和緊迫性，抨擊頑固派抱殘守缺、昧于世界大勢。他感嘆自己略知國家富強的“底蘊”，故“每于總理衙門函中稍稍及之”，但“朝廷即欲變計，亦恐部議有阻之者，時論有惑之者，各省疆吏有拘泥茍且而不敢信從者，天下事終不可為矣。吾丈知愛素深，究心機要，附陳一一，伏希心鑒”。陳為信中的說理透徹和情真意切所動，于1865年1月奏陳變兵制、籌海防，在廣東等海邊城市設局制造外洋船炮以“靖內患，御外侮”。朝廷將此折發(fā)下，要曾國藩、李鴻章會同商酌。

李提出的建廠造船的建議，得到總理衙門的贊同。對于開辦方案，李鴻章也有具體的考慮。以往的經驗使他認為，如果委托洋商從國外購買機器不僅價高而且難于把握控制，而派人到外國機器廠學習，他也認為“其功效遲速與利弊輕重”也難以判斷。由于上海已有一些外國人開辦的機器廠，他認為最穩(wěn)妥的辦法是以適當價格就地收購一家，因此囑咐下屬丁日昌著手經辦此事。1865年夏，丁日昌得知上海虹口美商旗記鐵廠準備出售，而且該廠能夠修理制造輪船槍炮，在征得李鴻章的同意后，丁以銀6萬兩買下該廠及其所存儲的全部原材料，合并原來建立的兩個洋炮局后，終于奏準成立。

李鴻章在給朝廷的奏折中，首先陳述了辦廠理念和就地購廠的理由，然后就提到陳廷經的奏折，“雖語焉不詳，未得要領，而大致與總理衙門暨臣所籌議不謀而合。曾國藩平時亦持此論，自應遵旨商酌辦理?！边@樣一來，他現(xiàn)在籌辦江南制造總局就順勢成為“遵旨商酌辦理”、呼應陳奏的結果。顯然，陳廷經早先在他力勸下給朝廷的那則奏疏猶如一枚早已布下的棋子，在關鍵時刻發(fā)揮如此重要、具體的作用，不能不讓人深嘆李鴻章的老謀深算。緊接著他就簡述購買此廠的具體情況，并強調“此項外國鐵廠機器，覓購甚難，機會尤不可失”，言外之意是希望朝廷盡快批準。

在丁日昌把美商旗記鐵廠買過來之后，李鴻章把它原來的名字改為“江南制造總局”，稱此系“正名辨物，以絕洋人覬覦”。其實，如果深究一下，李鴻章把原來的廠名改成江南制造總局可能還有其他的意義。這明明是座兵工廠，它的英文名稱即“Kiangnan Arsenal”（江南兵工廠），但他卻不像此前辦的“洋炮局”、“軍械所”那樣，名正言順地給工廠冠以軍工之名，其原因就在于他認識到“洋務”遲早要突破“求強”的“軍工”范圍，進入“求富”的“民用”領域，這種認識極為超前。他明確寫到軍工只是目前的救急之用，因“機器制造一事，為今日御侮之資，自強之本”，而更根本的目的還在于民用以“求富”：“臣查此項鐵廠所有，系制器之器，無論何種機器，逐漸依法仿制，即用以制造何種之物，生生不窮，事事可通。目前未能兼及，仍以鑄造槍炮藉充軍用為主?！薄俺加扔兴愓?，洋機器于耕織、刷印、陶埴諸器，皆能制造，有裨民生日用，原不專為軍火而設”，“臣料數(shù)十年后，中國富農大賈，必有仿造洋機器制作以自求利益者，官法無從為之區(qū)處?！?/p>

此時的李鴻章，儼然成了一個具有超前意識的預言家。他預言，一個社會大變革的時代即將來臨。當時連恭親王和曾、左、李等實權人物為直接挽救清政府而創(chuàng)辦這類官營軍工企業(yè)都如此阻力重重，連他們此刻尚且無權創(chuàng)辦生產民品以求富的企業(yè)，根本無法想象民間可以用大機器生產日用品謀利。而李鴻章卻認識到大機器是“有裨民生日用，原不專為軍火而設”，而且民間必然要用機器生產以“自求利益”且官方無法阻攔這一歷史趨勢，確實識見深遠。他之所以能有此認識，因為他認為機器“妙在借水火之力以省人物之勞費”，“其理與法亦確然可解”，其中的道理應是中外共通的，只是以前“華洋隔絕，雖中土機巧之士，莫由鑿空而談。逮其久，風氣漸開，凡人心智慧之同，且將自發(fā)其復”。而“天下至奇至異之事，究必于本于平常之理，如或不然，則推之必不能遠，行之亦不能久”。

最后，他再次借陳廷經折提出自己的洋務思想：“中國文物制度，迥異外洋之俗，所以郅治保邦、固丕基于勿壞者，固自有在。”中國傳統(tǒng)政治制度、倫理綱常等均超過“外洋之俗”，只有機器技藝不如西方。而“經國之略，有全體，有偏端，有本有末”，中國文化是“全體”應該為“本”，西方技藝是“偏端”應該為“末”，所以學習機器制造并不會傷害中國之本，不必擔心“中學”之“本”會因此受到傷害。這就是洋務派對反對學習西方機器技藝的頑固派的回答和反駁。

另外，此折中有一小段又提到天津設立機器制造局之事，他仍是在應付朝廷。曾經在1865年5月，京城受到捻軍嚴重威脅，清政府要李鴻章幫助天津設廠但被他找理由拒絕。但隨著捻軍的發(fā)展，清政府在津建廠心情更加迫切，于是接連發(fā)出幾道上諭，一再索要李鴻章在上海、蘇州等地辦廠的部分機器設備和工程技術人員，甚至要李鴻章和丁日昌一同“赴天津開局”。對此要求，李鴻章還是拖延敷衍，實際決心機器與人員均不外放。在此折中，他僅承諾將“廠中機器仿造一份以備運津”，同時“一面由外購求添補”，但接著他又聲明：“器物繁重，非窮年累月不能成就，尚須寬以時日，庶免潦草塞責。”仍是行拖延之計。不過隨著職位的變化，后來他對“津局”的態(tài)度又大有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