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惟慈、董樂山

1990年前后，很多人在找一盤錄相帶，馬丁·斯科塞斯導演的新電影《基督的最后誘惑》，因為聽說它引發(fā)不少爭議，歐美多處教徒上街游行。我知道它改編自希臘人卡贊扎基的同名小說，所以在找錄像帶的同時，出于職業(yè)敏感，還在找這本書，想趁熱打鐵翻譯出版。年底終于找到了英譯本，下一步工作是找譯者，首先想到翻譯界老前輩傅惟慈。

此前曾隨朋友拜訪過傅先生。他住在新街口一個胡同里的胡同，獨門獨院。聽說那條胡同原本都是他家祖產(chǎn)。老先生特別可愛，玩心重，喜歡古典音樂，喜歡喝酒，喜歡和年輕人一起玩，常在家組織小型party，拌點涼菜，烤點面包，買點熟肉，大酒一喝至深夜，西式文藝沙龍氣息濃厚。

傅先生1923年出生，通曉多門外語，尤其精于德語、英語，他翻譯的托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格雷厄姆·格林的《問題的核心》、毛姆的《月亮與六便士》等等，都是我上中學時的摯愛。由他來譯，質(zhì)量絕對有保障。

一天下午，包里揣著《基督的最后誘惑》英譯本，求到傅先生門下。他說，書先放著我看看，然后再不提此書，只閑聊。先聊旅行。他說酷愛旅行，只要在家呆超過半年，就渾身癢，經(jīng)常背個小軍挎就出門了。他給我看他的護照，說記不清這是第幾本了。護照里，歐美多國使館的簽證花花綠綠，只剩一兩張空白頁，又該換新的了。

對旅行，我是井底之蛙，插不上嘴。后來又聊到，我也發(fā)燒古典音樂，老先生立時興趣大增，開了瓶紅酒，直聊到暮色四起。

過了些天，傅先生約我再次登門。他說書看完了，值得譯，不過太長了，一個人譯時間上有問題。他提出，由他找個人合譯。我心里正暗暗失望，心想肯定是要找個學生譯，再由他審校。萬沒想到他說：人選已有，比我小一歲的好友董樂山。

我一驚。傅、董二位都是多大的腕兒啊，隨便哪個肯親自動手已屬不易，居然還聯(lián)合？前所未有吧？

董先生真的答應(yīng)了，傅先生帶我同去董先生家簽訂翻譯合同。閑聊中，話趕話地，董先生講了段往事：商務(wù)印書館當年約他翻譯《第三帝國的興亡》，收到譯稿后，編輯部要找人審校。董先生說：愿審校就審校吧，不過能審校我稿子的人不多。商務(wù)還是請人審了，一共只挑出兩三處錯誤，經(jīng)與董先生討論發(fā)現(xiàn)，還是審校搞錯了。董先生講完這故事說，不是我傲，是我在這書上花費的心血太大了，別人做不到，我有這份自信。然后，董先生順著這話頭說，現(xiàn)在人都沒什么耐心，做事都舍不得花工夫，出版物上錯誤連篇。你們作家社前兩年出版過我翻譯的《中午的黑暗》，封面居然把我的名字印成了董東山。這次要不是老傅來勸我，還夸你做事細心，我是絕不會再與貴社合作的。

傅先生譯前半部，董先生譯后半部，譯稿很快齊、清、定交來，精彩自不待言?？捎袀€問題：他倆的語感有差異，傅先生奔放一些，如滔滔大河；董先生則以嚴謹見長，不溫不火，用詞非常謹慎。我做編輯，當然得解決這問題，可是面對當代翻譯界最高權(quán)威的手稿，不敢輕易下筆改動。

跟董先生說起這苦惱，他鼓勵說：在尊重原著和譯者雙方的前提下，文字統(tǒng)一的工作非常必要；與此同時，他又極其自信地說：我和老傅在準確一點上，應(yīng)該沒問題，改動時請格外注意。

編輯工作持續(xù)了近一個月之久，字斟句酌，我對譯稿做了極其細微的調(diào)整，主要是在兩人銜接的部分。

出書后，去董先生家送書，當時他沒多說什么，只說封面做得還行。那個晚上，我有點忐忑，我知道董先生會看，生怕自己的哪處改動會被董先生責備。

第二天剛一進辦公室，接到董先生的電話，電話那頭微笑著說：書看了，挺好的，哎呀，時間隔得久了，我都忘了自己是從哪章開始譯的了。我聽這話心花怒放，同時感激董先生之情在內(nèi)心涌動。我明白，他是以這種輕松的方式，肯定我的編輯工作。

1999年的一天，我在街上邂逅一位朋友，捧著一籃鮮花，正在等出租車。問他欲往何處，他說要去董先生家吊唁。我這才知道，董先生已去天國。

讓人欣慰的是，傅先生還硬硬朗朗的。大約三四年前吧，有天我在后海銀碇橋邊坐著吹春風，橋上風風火火沖下一輛自行車，騎車的竟然是傅先生，還那么精神矍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