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也是多方面的。
比如國內民眾的關心,便多半帶有好奇心理。的確,像陳寅恪這樣可以公然不參加政治學習,不接受思想改造,不宗奉馬列主義的知識分子,在五六十年代還真沒幾個。然而陳先生不但做到了,還基本上安然無恙。他這顆“刺兒頭”不但沒被剃掉,反倒是中共高層還對他關懷備至,禮遇有加。就連飲食起居這類生活小事,也有勞身為“封疆大吏”的陶鑄親予過問,又是送牛奶,又是派護士。在那個就連陳毅元帥都吃不到蘋果的“三年困難時期”,陳家居然“雞魚等肴饌甚美甚豐”,讓前來探視的老友吳宓感慨不已。這才真是怪了!于是人們就很想知道,陳寅恪這“瞎老頭”受此優(yōu)待,究竟憑的是什么?
疑團很快就因史料的披露而冰釋。原來這陳寅恪并非等閑人物。他的祖父陳寶箴,未出道時就為曾國藩所器重,后來官居湖南巡撫,是戊戌變法時推行新政的風云人物。父親陳三立 [ 散原先生 ] ,早年和譚嗣同、徐仁鑄、陶菊存一起,號稱“晚清四公子”,晚歲則以詩文著稱,被日本漢學家吉川幸次郎評價為魯迅之前中國近代文學成就最高者。在一個重血緣、重門第、重承傳、重淵源的國度里,這已經足夠讓人肅然起敬了。何況陳寅恪本人也十分了得。他十二歲時就東渡日本,以后又游歷歐美十數(shù)年,回國后與赫赫有名的梁啟超、王國維、趙元任同為清華國學研究院四大導師,而1925年吳宓舉薦他任此教席時他才三十五歲。他學問大得嚇人,據說外語就懂十幾門 [ 也有說二三十種的 ] 。名氣也大得嚇人,據說毛澤東訪蘇時,斯大林還專門問起。英國女王也曾來電問其健康。這些都讓人嘖嘖稱奇,哎呀連聲。如此之多的光環(huán)加之于身,被推介給大眾也就不足為奇。
但這些顯然不是我們關心的。
海外學人的關注則難免帶有政治色彩。他們看到的是陳寅恪最后二十年生活的另一面:衰老病殘,冷清寂寞,心情郁悶,晚景凄涼,最后被迫害致死,死不瞑目。對此,他們表現(xiàn)出強烈的不滿、極大的憤慨和深深的惋惜,這是可以理解的。我們也一樣么!然而海外某些先生 [ 如被李敖稱之為“國民黨同路人”的余英時 ] ,硬要有意無意地要把陳寅恪塑造成國民黨政權的“前朝遺老”,認為他留居大陸后不久就后悔自己的選擇,甚至對自己的“晚節(jié)”感到愧恥,為“沒有投奔臺灣而悔恨終身”,便未免是戴著有色眼鏡看人,有些想當然甚至自作多情了。反倒是身為臺灣當局“國防部長”的俞大維,由于對陳寅恪知之甚深,其悼念文章便絲毫不從政治取向上著墨,因為原本不必“多此一舉”么!
沒錯,陳寅恪在1949年以后是不怎么積極合作,更不要說“靠攏組織”。他身為全國政協(xié)常委卻從不進京,對思想改造之類的運動更是語多譏諷,能不理睬就一概不予理睬。但這只是他的“獨立立場”使然,與他對國共兩黨的愛憎好惡毫不相干。他要當真喜歡國民黨,當初怎么不跟著到臺灣去?事實上陳寅恪的心思是很明白的,那就是“不論哪一個政府我也沒有關系,只要是能夠繼續(xù)讓研究古物”。這話雖然是冼玉清說的,卻很能代表陳寅恪的心聲。早在談到王國維之死時,陳寅恪即有“非所論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的說法,他自己當然也不會囿于“一黨之恩怨,一府之興亡”。看來,準確的說法是:陳寅恪和國共兩黨都沒有關系,也不想有什么關系。他只想作為一個獨立的學人,進行自己獨立的學術研究。我們最好還是不要違背先生的心愿,把他扯進政治斗爭中來。事實上正如《陳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書作者陸鍵東所言,政治這個范疇“已難以覆蓋陳寅恪的文化意蘊,也無法盛得下陳寅恪的人文世界”。
那么學術呢?陳寅恪在學術上的意義又如何?他的學問、學識、學養(yǎng)、學術水平和學術成就無疑是頂尖級和超一流的,要不怎么被稱作“教授中的教授” [ 鄭天挺語 ] ,公認為史學大師、文化巨匠、曠世奇才?早在20世紀中葉,陳寅恪便已“站在一個旁人難以企及的學術境界”,其學術成就則涵蓋了歷史、宗教、語言、文化、文學諸領域,被視為一座豐富的文化礦藏。但學問大不等于成就大,成就大也不等于意義大。陳寅恪的學術意義究竟有多大,我可沒有資格來妄說,而且也認為并不重要。因為陳先生的學術意義再大,也不是他成為熱點人物的原因。史學畢竟不是顯學么!對柳如是、再生緣感興趣的人想必也不會太多。這些課題,跟我們又有什么相干,犯得著大家都來過問?
陳寅恪如果有意義,那意義一定是超學科甚至超學術的。上海學者夏中義就持這種觀點。他認為陳寅恪的意義不在具體的學問、學術,而在學統(tǒng)。所謂“學統(tǒng)”,也就是“一種把學術作為生命意義來追求的學人傳統(tǒng)”。這玩藝,在中國文化傳統(tǒng)中先天便很缺失,直到乾嘉學派那里才算有了點眉目,再到梁啟超著《清代學術概論》時才算理清了思路。但“豎看百年中國學術史,從晚清、民國到共和國,能真正自覺地用生命去踐履”,并“使自身化為學統(tǒng)之鏈所以歷代未絕的悲愴一環(huán)者”,那真是舍陳寅恪而其誰 [ 《九謁先哲書》 ] !也就是說,正是由于陳寅恪認準了這一條道兒走到黑,那個來之不易又命若游絲的“現(xiàn)代學統(tǒng)”,才總算沒有斷了香火。
這當然比只談學問深刻多了,但仍然可疑??梢芍幘驮谟冢绻恰皩W統(tǒng)”并無意義或失去了意義,還要不要堅持?如果我們有了意義更為重大的事情,這“學統(tǒng)”可不可以放棄?依我看,那個“學統(tǒng)”既然是乾嘉學派和梁啟超他們搞出來的,又只有百把年歷史,不堅持也罷,天塌不下來;而陳寅恪的一些弟子門生 [ 比如汪篯 ] 之所以和先生分手,則是因為在他們看來,建設新中國,解放全人類,顯然比堅持什么“學統(tǒng)”意義重大得多。
那么,我們?yōu)槭裁催€要談陳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