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河南省的許多地方都有整村整村的年輕人在河北省白溝一帶的家庭黑作坊打工，他們都是初中或高中剛剛畢業(yè)，還有很多人不滿十六歲。正是這些黑作坊要了他們的命。他們的工資每月兩百至三百不等，工作強度卻非常大，加班加點甚至整夜都干活的情況非常普遍。很多人就住在車間里，白天刷著那種含苯量極高的膠，晚上那些膠就放在他們的身邊。

“毒”害生命的黑作坊

王文雁

打工者即使不住在車間里，住宿條件也很簡陋，伙食差到一冬天幾乎天天頓頓是大白菜。白溝那些老板很清楚，這樣廉價的勞動力并不是太好找，所以常常到河南的村子里親自去做工作，把那里的年輕人整車整車接到白溝。一旦來了，又想方設法留住他們，于是就有了那條不成文的規(guī)定：工資不是按月發(fā)，而是到年底才發(fā)，如果你干不滿一年，連一個月的工資也拿不到。其實這個規(guī)定，老板在招工時就已經說明，但那些孩子的家長還是默認了這種嚴重不合理的規(guī)定。節(jié)目中提到的呂繼香早就發(fā)現(xiàn)自己流鼻血，可為了干滿一年，還是一忍再忍，最后延誤了治療，失去了生命。

在靠近白溝鎮(zhèn)的幾個鄉(xiāng)鎮(zhèn)，整個村子里，家家都是這樣的黑作坊，已經很多年了，可以說白溝市場的發(fā)展有這些黑作坊的功勞，但犧牲的是什么大家都知道。做節(jié)目的時候我在想，這些家庭作坊的老板原來就是這里的一戶戶普通的居民，為什么現(xiàn)在都變成了這個樣子？是因為做了生意就一定惟利是圖，還是因為大家都這樣，他們也就不覺得這樣做是惡了？

在許昌市，已經知道有六名在白溝打工的孩子死了，除一家沒有地址很難尋找外，我們走訪了剩余的五家。每到一家都是哭聲連片，聲討聲連片，但是在這五家中，沒有一家因為此事找過白溝的任何管理部門，只有兩家人事后到白溝找過子女生前打工的工廠，找的目的不是為了討說法，而是為了要點錢。田麗園家想要三千元，老板給了兩千元，鄭偉娜家想要兩千元，最后只拿到了一千五百元，而且，兩個老板都打了這樣的一份條子：×××死亡與本工廠無關，出于同情，借給兩千元（一千五百元），可以不還，但今后不再有任何關系。

讓人悲哀的是這兩家也就這樣就此了事。后來還是許昌市一位人大代表聽說此事，找到了河南省《大河報》的記者，此事才得以披露。不能想象，如果這位人大代表沒有聽到此事，又會有多少孩子被吞噬掉生命！

鄭偉娜是死亡的六個孩子中最可憐的一個。她從小沒有母親，2001年4月到白溝附近的東馬營鄉(xiāng)家庭皮包作坊干了七個月的活，因為病入膏肓，不得已只好回家，老板沒有給她一分錢工資，只給她買了一張回家的火車票。2001年12月她從高碑店火車站上車，第二天早上在許昌站下車，沒有回家就直接被送到醫(yī)院，當天下午四點就死了。

鄭偉娜的堂妹鄭軍麗和堂姐同一天到同一個工廠去打工，記者到許昌時，她還在那個工廠里做皮包。她的家人找到廠里為堂姐鄭偉娜的死向老板討錢的時候，曾想把鄭軍麗叫回來，但老板不讓，說現(xiàn)在要走，不僅工資一分沒有，還要再拿五千塊錢來，交鄭軍麗學技術的學費。

我們決定讓鄭軍麗的母親親自到白溝去叫自己的女兒，我們跟著拍攝。不管老板是什么態(tài)度，都會記錄在案，只要節(jié)目播出能得到有關部門重視，鄭軍麗和其他孩子一定會安全脫身的。一問，鄭軍麗的母親也說愿意去。于是在我們離開村子之前約定，鄭軍麗的母親等兩人立即到許昌市買當天晚上到北京的火車票，由我們報銷，第二天趕到北京；我們則直奔鄭州，第二天最早一班飛機回北京，兩組人馬在北京碰面后再一起去白溝暗訪，營救鄭軍麗。臨走時是下午2：00，我一再說，買好票立即打電話跟我聯(lián)系。

可到了4：00我打電話時，得到的答復是他們還沒出村子呢。我說你們快去呀，別去晚了沒票了。電話那邊說好好。又過了一個小時，再打電話，還是沒出村，再催，又說好好，又過了一個小時，又問，兩人仍然沒有去買票。我發(fā)覺不對頭，再往深問，鄭軍麗的媽媽吱吱唔唔地說：“我們家經濟不富裕。我們現(xiàn)在把軍麗叫回來，老板肯定不給工資……”說到這兒我已經明白了他們的意思，就在電話里叫起來：“你們是心疼女兒還是心疼錢？鄭偉娜已經死了，你們就不怕鄭軍麗在白溝再呆下去也會生病嗎？”我當時真是氣得兩手發(fā)軟，我想著他們遲遲不去買票肯定有問題，但萬萬沒想到竟是為了這個原因。（事后把此事講給余偉利聽，余偉利批評我站著說話不腰疼。也是，如果我窮得一無所有，可能也會有這種想法）

聽了我的話，電話那頭也覺得理虧，忙說對對，確實孩子的命更重要，我們馬上去買票。第二天早上8：00，我們組的司機小劉在西客站接到了鄭軍麗的母親等兩人，那時候我和雪峰正在鄭州機場準備飛回北京，電話打過來，我長長地出了口氣。當天下午，鄭軍麗被順利地接出來，我們也拍到了老板娘蠻橫不講理的鏡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