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 年，教育部在重慶成立了一個“清理戰(zhàn)時文物損失委員會”，次長杭立武是主任委員，馬衡、梁思成、李濟等任副主任委員。從該年下半年起，梁思成為了清損會的事情常去重慶，在那里的工作是開列淪陷區(qū)內(nèi)重要文物名單，主要是古建筑和石窟等，印成手冊，并在地圖上標明方位，以備反攻日寇時避免炮擊或轟炸。清損會還計劃進軍時配備文物工作人員，隨行保護。

梁思成問王世襄，如派你參加這一類工作，你是否愿去。有機會將自己所學應(yīng)用到實踐當中，而且是為國家出力，王世襄自是一口答應(yīng)。他還向梁思成申請去北方，并希望借此機會能回家看看。

1945 年8 月，日寇投降，林徽因告訴王世襄：梁先生來信說，由于局勢急轉(zhuǎn)直下，清損會工作馬上要全面展開，正在選派人手去各地工作。王世襄認為這時如果去重慶，可能有機會參加清損會工作，比在李莊坐等好。所以他立即給馬、梁兩先生寫了信，整理行裝，數(shù)日后即向林先生和社中同仁告別，離開李莊去重慶。

9 月，王世襄到達重慶，由馬、梁兩先生帶去見了時任清損會主任的杭立武。雖然王世襄初出茅廬，但由于有兩位副主任委員的推薦，再加上也確實需要人手，因此杭立武同意派他到清損會平津區(qū)辦公處工作。

在王世襄到達重慶前，教育部已派沈兼士任教育部特派員，兼任清損會平津區(qū)代表。沈兼士曾任故宮博物院文獻館館長，與馬衡同時兼任北京大學教授，他們關(guān)系較深。馬衡先生帶王世襄去見了一次沈先生，隨即飛往北平，而王世襄則須等待有交通工具才能成行。當時飛機很緊張，一般工作人員即使坐輪船到武漢或上海再轉(zhuǎn)往北京，也要登記等候，時日難定。

在等候船只的期間，清損會在重慶教育部開了一次會，出席的人有杭立武、馬衡、梁思成、郭志嵩等。會上商定派往京滬、平津、武漢、廣州等區(qū)的工作人員到達后如何開展工作，在這次會議上，王世襄正式成為平津區(qū)助理代表。

正在這時候，美國紐約大都會美術(shù)館副館長翟蔭來到重慶。他持有聯(lián)合國文物保護組織函件，聲稱受委托來華觀察調(diào)查戰(zhàn)后中國的文物損失及保護情況。翟蔭向杭立武提出行程，希望能到成都、西安、北平三地看一看然后回美，并盼能有一個懂英文的人隨行。杭說當前最大的困難是交通工具。翟說搭乘飛機不成問題，他可與美軍聯(lián)系，搭便機去各處，不必由中國政府安排。這時杭和馬、梁兩位都認為派王世襄陪翟同行比較合適，一則因他正待北上，二則王世襄嫻熟英語，又知文物，可任譯員。就這樣，翟蔭的到來，提前了王世襄離開重慶的日期。行前，馬衡先生特別囑咐，對翟蔭必須密切注意，防范他借觀察調(diào)查文物之名，行盜竊搜購文物之實。如有此等事發(fā)生，應(yīng)立即阻止并報告清損會。

王世襄帶著監(jiān)視的秘密使命和翟蔭10月6 日離開重慶，27 日輾轉(zhuǎn)回到北平。11月9 日翟蔭離開北平經(jīng)上海返美。一路之上王世襄都與之形影不離，只是在到北平后，把翟蔭安置在六國飯店居住，王世襄須到沈兼士處報到并籌備成立清損會平津區(qū)辦公處，又要回家與家人團聚，因而沒有能和翟蔭每天在一起。這是他第一次跟外國文物工作人員同行，年輕的王世襄當時并沒有發(fā)現(xiàn)翟蔭有什么不對勁。

到北平的次日，王世襄即去東廠胡同教育部特派員辦公處見沈兼士，向他匯報清損會會議商定事項及與翟蔭同來經(jīng)過。沈囑咐王世襄一切按商定事項辦理。關(guān)于辦公地點，沈介紹王世襄去故宮博物院找總務(wù)處處長張庭濟面洽。關(guān)于工作人手，沈告訴王世襄，可以找一兩個人幫忙，按月付酬。如沒有或不夠，不妨請故宮派人支援。沈還說他工作極忙，清損會具體事

務(wù)無法兼顧。但如對外洽辦事項，需要教育部特派員辦公處具名出面時，可來找他，將由他的秘書費致德來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