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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國維雖打定主意，但又想到自己仍是前清皇朝的臣子，為人臣者，乃唯君命是從，像這樣工作調(diào)動之大事還得按舊規(guī)矩向“皇帝”稟報，看“上面”是否“恩準”，然后才能正式?jīng)Q定行止，否則有失體統(tǒng)。于是王氏在家中吭吭哧哧地獨自憋了些時日，又偷偷跑到天津日租界張園“行在辦事處”，見到遜帝溥儀（南按：時溥儀已被馮玉祥部隊逐出紫禁城），最后在“面奉諭旨命就清華學校研究院之聘”，【4】才放下心來，回到居處收拾行李，于4月18日攜家人遷往清華園古月堂居?。ㄇ镞w入西院十六、十八號），就任國學研究院教授之職。

王氏到校，立即在師生間引起轟動。鑒于他在國學界如雷貫耳的顯赫聲名，校長曹云祥有意請其出任研究院院長一職，王卻以“院長須總理院中大小事宜，堅辭不就，執(zhí)意專任教授”為由拒絕。曹校長想到吳宓在籌備過程中精明能干，頗有些組織能力，便與之商議，請他出任院長。為人謙恭的吳宓表示不能接受如此顯耀的職務，凌駕于王、梁等國學大師之上，曹云祥心領(lǐng)神會，采取變通之法，改聘吳氏為國學研究院主任。【5】

與王國維處事風格不同的是，時年53歲的梁啟超一見吳宓送達的聘書，極其痛快地欣然接受。梁氏盡管年過半百，思想不再像當年“公車上書”時，憑一介書生之血氣與康有為等舉子在北京城奔走呼號，掀起著名的“康梁變法”滔天巨浪那樣激進，且已有保守之嫌，但憑借他那明快暢達，開一代學風的《飲冰室文集》和現(xiàn)代史學的奠基之作《中國歷史研究法》等文史巨著，奠定了其不可撼動的學術(shù)大師地位。當時中國學界曾稱“太炎為南方學術(shù)界之泰山，任公為北方學術(shù)界之北斗”，南北兩大巨星相互映照，構(gòu)成了20世紀上半葉史學星河中一道亮麗的風景。

王、梁二位大師應聘后，按當初胡適的提議，清華方面欲聘另一位名蓋當世，為天下士子服膺的國學大師、外號“章瘋子”的章太炎前來聚會。但自視甚高，目空天下士的章氏不愿與王、梁二人同堂共事。因為章在日本時，經(jīng)常和梁啟超打筆墨官司。另外章氏公開反對甲骨文，說那是羅振玉串通奸商們鼓搗出的假冒偽劣產(chǎn)品，信它就是妄人，而王國維恰是跟從羅振玉習甲骨文，從中發(fā)現(xiàn)了殷商王朝的先公先王名號而震動學界、聞名于世的。因了這些瓜葛矛盾，章太炎得此禮聘，“瘋”勁頓起，當場將聘書摔在地下，并高聲示眾，以示決絕之態(tài)。自此，“章瘋子”失去了在清華園一展“瘋”采的機會，清華失去了一位儒林宗師。

國學研究院既開，第一屆招收了38名學生，僅王、梁二位導師顯然不足以應付。于是，清華教務長張彭春積極薦舉與自己同期留美，時年34歲，才情超群，知識廣博，號稱“漢語言學之父”的哈佛博士趙元任前來任教。曹校長聞知，欣然同意，立即發(fā)電聘請。正擔任國學研究院主任之職的吳宓，一看張氏薦舉了自己的同窗故舊，也不甘示弱，靈機一動，借機向曹云祥推薦了自己在哈佛攻讀時的同學--這便是后來被譽為中國史學界“三百年來僅此一人”的陳寅恪。

原籍陜西涇陽的吳宓（字雨僧），1916年于清華學校畢業(yè)，次年赴美留學，初入弗吉尼亞大學，后轉(zhuǎn)入哈佛大學就讀。獲得學士學位后，繼入哈佛研究院師從新人文主義大師白璧德（Irving Babbitt）攻研哲學。就在這個時候，來自江西義寧的陳寅恪經(jīng)在美國哈佛就讀的表弟俞大維介紹，入哈佛大學師從東方語言學大師蘭曼（Lanman）學習梵文與巴利文。既進哈佛校園，自然要與中國留學生結(jié)交，陳寅恪很快與姜立夫、梅光迪、湯用彤等輩相識，當然還有終生摯友吳宓。其間，由于陳寅恪、吳宓、湯用彤三人才華超群，成績卓著，引起中國留學生的矚目，一時有“哈佛三杰”之譽。而作為三杰之一的吳宓，則對陳寅恪的學問人品推崇備至，贊為人中之龍，相識不久即以師長待之。

吳宓有寫日記的習慣和毅力，也是日記高手，行文優(yōu)美，議論獨到，內(nèi)中充滿了真性情和對世事的深邃見解。與好論政治時勢的胡適日記大為不同，吳氏日記中珍貴的史料價值與引人入勝的“好看”程度，為學術(shù)界所推崇，是研究陳寅恪生平史事的一扇不可或缺的窗口。據(jù)已整理出版的《吳宓日記》載，1919年3月2日，正在哈佛攻讀碩士學位的吳氏受中國學生會之請，做《紅樓夢新談》演講，主要是“用西洋小說法程（原理、技術(shù)）來衡量《紅樓夢》，見得處處精上，結(jié)論是：《紅樓夢》是一部偉大的小說，世界各國文學中未見其比”。【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