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三面環(huán)山，交通不便，近代以前幾乎與外界呈隔絕狀態(tài)。按照窮山惡水出刁民的世事規(guī)律，此時的湖南山民多暗塞悍直，剛勁率勇，同時也以刁鉆野蠻霸橫保守著稱于世。長沙一帶自古被視為南蠻卑濕之地，被貶謫者多遷于此，如屈原、賈誼、褚遂良、杜甫、柳宗元、劉禹錫等。李白在《與史郎中欽聽黃鶴樓上吹笛》中曾有“一為遷客去長沙，西望長安不見家”的詩句，道出了此地偏僻荒涼之情狀。柳宗元在永貞革新失敗后，被貶為永州司馬，在湖湘度過了與屈原差不多相同的十年流放生活，留下了大量膾炙人口的詩文辭賦。劉禹錫與柳宗元因同樣的原因同時被貶，為朗州司馬。朗州即今常德，恰好是屈原當年的放逐的地方。在朗州，劉禹錫整理創(chuàng)作了大量的歌謠，因題材大多來自民間，與文人的創(chuàng)作風格大不一樣，如《瀟湘神二首》曰：

湘水流，湘水流，九疑云物至今愁。

君問二妃何處所？零陵香草露中秋。

斑竹枝，斑竹枝，淚痕點點寄相思。

楚客欲聽瑤瑟怨，瀟湘深夜月明時。

這些根據(jù)民間歌謠創(chuàng)作的詩歌，盡管增添了一股新鮮的格調與活力，與充滿哀怨的流放者文學不可同日而語，但在自然清新中仍夾雜著作者淡淡的哀愁與憂傷。直到明清之際，湖南尚處在以中原為圓心的邊疆地帶，歷史上鮮有名士良將出現(xiàn)，僅三國蔣琬、唐代劉蛻、元朝歐陽玄、明人劉三吾等幾位小字號名人而已。清中葉之前，能稱得上一時才俊和名士者亦不過王夫之、賀長齡、陶澍、魏源等寥寥數(shù)人。

當歷史進程走到晚清之時，情形為之巨變，隨著湖南交通條件改觀，商品流通與經濟相繼發(fā)生變化，政治、文化也隨之大為改色。到了洪楊太平軍起義于西南邊地，以曾國藩、胡林翼、羅澤南為代表的湘軍興起，湖南形勢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革。三湘大地的各色人物，使出湖南人刁蠻霸橫的強勁，沿著“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傳統(tǒng)大路，在大清國內憂外患的末日里橫沖直撞，浴血搏擊。隨著天京陷落，太平天國崩潰，長毛歸降流亡，曾國藩、曾國荃、胡林翼、羅澤南、左宗棠、彭玉麟等輩，終于弄出了叱咤風云的大名堂、大事功、大輝煌，一時為天下所重。湘軍將領如同串起的糖葫蘆，一個連著一個，官運亨通，步步高升，直做到巡撫、總督等封疆大吏。一時間大清國幾乎一半的督撫職位為湘軍將領占據(jù)。朝廷中樞更是不乏湘籍將領，湘籍官吏可謂聲光四射，氣熏朝野。比湘軍稍后興起的李鴻章之淮軍，其營制、餉章盡仿湘軍。而晚清興起的“兵隨將轉，兵為將所有”的陳規(guī)陋俗，終于形成了尾大不掉、軍事失控的變亂之局。到光緒末年，朝廷一兵、一卒、一餉、一糈，都不得不仰求于湘軍與淮軍等“勇營”升起的督撫大吏予以調撥。大清國幾乎成為湘、淮軍人的天下。同治八年（1869），撰《湘軍志》的湖南大儒王闿運經過湘鄉(xiāng)城，目擊“將富兵橫，矛戟森森”的情形，“如行芒刺中”，預言“恐中原復有五季之勢，為之臲卼”，并“知亂不久矣”?！?6】湘、淮軍人造成的這種畸形政治格局，深深影響了中國近代史的進程。

陳寶箴詔受湖南巡撫之時，正值傳統(tǒng)文化與新思想交鋒對銳，濁流與清流兩個政治派別撕咬搏擊最為劇烈之際，加之湖南又遭逢大旱，連綿二十余縣受災，赤地千里，饑民流離，盜匪蜂起，朝廷驚憂。陳寶箴以一個出色政治家的姿態(tài)由直隸南下，不聲不響地取水道經湘水悄悄潛入長沙巡撫衙門，專電諸省大吏，請求援助，同時頒布嚴禁販米出境令，違者格殺勿論。時岳州洞庭湖岸有逾千艘欲販米于江西的舟船聚集，聞令后發(fā)生嘩變，當?shù)卣倮艏娂姵鎏佣惚?。陳寶箴聞報，立遣總兵率軍隊持符?jié)急趨岳州，采取以暴易暴，以野蠻對野蠻的戰(zhàn)略戰(zhàn)術，對肇事者給以先發(fā)制人的打擊。大軍抵達洞庭，將幾十名聚眾變亂首領一一擒獲，或砍頭，或剁腳，或火燒，或烹煮，或索性扔進油鍋炸做肉團麻花令士卒分食。血光過后，眾皆驚恐，人心大定。

除了平暴安撫的戰(zhàn)略識見與蠻霸之氣，陳寶箴以罕見的政治家氣度清醒地認識到，治湘“其要者在懂吏治，辟利源；其大者在變士習，開民智，飭軍政，公官權”?！?7】由是先從吏治入手，通過一段時間的明察暗訪，將各府縣刁鉆蠻橫又昏墨不職的朝廷命官就地革職查辦，對罪大惡極者嚴懲不貸。時桃源縣令貪贓枉法，橫行鄉(xiāng)里魚肉百姓甚烈。陳寶箴偵知，令人拿入大牢，先是一頓老虎凳與辣椒湯伺候，爾后上其罪而遣戍邊。于此一著，群吏皆駭，綱紀凜然。當吏治行措在板子、老虎凳加辣椒湯的協(xié)助下被梳理一遍后，陳寶箴又開始大刀闊斧地厲行新政，創(chuàng)辦洋火局、電報局、官錢局、鑄錢局、鑄洋圓局、蠶桑局、工商局、水利局、輪船公司，同時開設礦務總局，擇銅、煤、鉛、銻等較有把握之項，試行開采。此后下大力氣創(chuàng)辦武備學堂與發(fā)展文教事業(y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