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太學生上書之后，官民各界的檢舉材料，有如雪片飛來。就在正月之內(nèi)，趙桓下詔，將王黼安置永州（今零陵），李彥抄家賜死。王黼在押往貶所途中，被開封府秘密派人處死。數(shù)日后，梁師成貶為彰化軍節(jié)度副使，途中也有詔賜死。后來，要求嚴懲蔡京、童貫的呼聲不絕于耳。趙桓先后貶朱勔于循州（今廣東龍川），貶蔡京于儋州（今海南儋縣），貶蔡攸于雷州（今廣東?？担?，貶童貫于吉陽軍（今海南崖縣）。七月，蔡京死于流放途中，數(shù)日無人收尸；童貫在押送路上被下詔處死，首級送回東京示眾；九月，蔡攸與朱勔也在貶所被處死。蔡京子孫二十三人，全部發(fā)配遠惡軍州?？偠灾?，趙桓在繼位的大半年中，能把趙佶所重用的佞臣一一貶殺，人心大快。這確實是有了一番新氣象，過去趙佶在位的時候，是絕對辦不到這一點的。當初，惡性腐敗造成國家差點覆亡，那么，現(xiàn)在六賊既誅，是否可以逐漸扭轉社會風氣，以挽救國家的危亡呢？

當時大家雖從趙桓堅決貶殺六賊的行動中看到了一線希望，但不久又對時局大感失望。原因有二：

一.趙佶禪位之后，宋廷內(nèi)部迅速出現(xiàn)了新的矛盾，出現(xiàn)了互相對立的兩大集團。一個是以趙佶為首的太上皇集團，另一個是以趙桓為首的皇帝集團。趙佶雖然當上了太上皇，但是不甘寂寞，退而不休，仍在干預朝政。他到南方避難之時，他在鎮(zhèn)江，趙桓在東京，同時發(fā)號施令，搞得地方官無所適從。“六賊”能夠順利鏟除，正是趙佶不在東京，趙桓可以放手辦事的結果。金兵退走，趙佶回到東京以后，兩宮矛盾公開，朝廷上就更不好辦事了。照理說，朝政應該聽趙桓的，因為他是當今皇帝。但是實際上，執(zhí)政的班子中多數(shù)人都是趙佶的舊人，趙佶照樣指揮得動。趙桓拿他無可奈何。

二.“六賊”雖誅，余黨尚在。有一段時間，趙桓的政令幾乎過不了長江。金兵第一次南下之時，趙佶原無讓位之意，因為受到李綱義正詞嚴的逼迫，不得已而禪位給趙桓。當時就沒有誠意，不過是想在大難將來之時，為自己找個替罪羊。到金兵撤退，他回東京，就有復辟之意，打算奪回實權。凡此一切，趙桓全都看在眼里，也就處處加以防范。靖康元年（1126年）十月十日，為趙佶的44歲生日，趙桓前來祝壽。據(jù)《三朝北盟會編》一書記載，當時趙桓敬酒一杯，趙佶“滿飲，復斟一杯以勸上（趙桓），而大臣有躡上之足者”。大臣為什么踢趙桓的腳？是因為怕這杯酒里有毒。所以趙桓堅辭不飲，第二天就在龍德宮里貼出黃榜，懸賞3000貫錢，獎給敢于揭發(fā)挑撥兩宮關系者之人。這道黃榜，明明是針對趙佶的。這就是說，趙佶的陰謀已被揭穿。俗話說，虎毒不食兒，而趙佶就是一只食兒之虎，遠遠不如禽獸。從此以后，他們父子之間連話都不說了，直到幾個月后雙雙被擄，次年七月才在燕京見面。

趙佶趙桓父子之間的矛盾，由來已久。趙桓8歲時，其母王皇后因被誣陷，含冤而死，一直沒有得到平反，趙桓為此憤憤不平，這是一些老臣都知道的舊事。后來父子之間出現(xiàn)了一些新的矛盾，一些老臣都同情趙桓，敢于冒著風險幫他說話。例如趙佶南逃之前，原想叫趙桓“監(jiān)國”，是李綱出來逼他禪位，他不得已而同意，趙桓才得到了這個寶座。幸虧趙桓有了這個皇帝的名分，否則，他連鏟除“六賊”的權力也得不到。后人論歷史，常常把徽欽二帝并稱，認為他們倆都是亡國之君，北宋覆亡，他們都有責任。其實認真探索歷史，我們應該把這兩個人截然分開。趙佶是真正的自甘墮落，甘當亡國之君，害己害人，趙桓就不一樣，他并不想當亡國之君，繼位之時，頗有振作之意。他不僅在繼位的當月，就采納太學生陳東的意見，開始大規(guī)模地進行貶殺“六賊”的實際行動，而且有模仿真宗趙恒御駕親征保國安民的想法。當年四月，趙佶從南方回到東京，不是想來協(xié)助自己的兒子鞏固政權，而是認為金兵已退，京城可保，是想從兒子手里奪回實權，所以完全不顧臉面，不講規(guī)矩，到處伸手瞎指揮，給趙桓以極大的壓力。這時蔡京、童貫等人還在，趙佶當然要力保他們。但是趙桓在抗戰(zhàn)派大臣、東京廣大軍民的竭力支持之下，頂著極大的壓力，還是把誅鋤六賊的行動進行到底。到了七月，蔡京死于流放途中的潭州，經(jīng)過驗尸，得到證實的消息傳到東京。民間傳說，當時天下人都恨蔡京，在他流放途中老百姓萬口哄傳，人人追著罵他，都不賣食物給他，讓他活活餓死。這種說法當然不可靠，難道八十多歲的蔡京還會自己出來買食物，天下又有多少人認識他本人。這不過反映出當時的民意而已。不久，童貫被朝廷下詔斬首，首級送回東京示眾。廣大軍民，特別是許多老兵，歡聲雷動，狂呼萬歲。大家對于趙桓這位年輕的皇帝還是頗有好感的。

趙桓出生于北宋元符三年（1100年），靖康元年（1126年）初登位，次年四月就被擄北去。當時的人評論他“帝在東宮不見失德”。“聲伎音樂，一無所好”。對于趙佶所癡迷的聲色犬馬，酒食徵逐，他是一概不沾，每天兢兢業(yè)業(yè)地處理政事。如果他的處境稍微好一點，不處在這個腐爛透了的惡劣環(huán)境里，能夠有人誘導，有人扶持，則他完全有可能成為一位中興之主，有道明君。在他剛繼位的時候，如果條件許可，李綱能夠扶持他御駕親征，他或許也能夠建立像“澶淵之盟”那樣的功業(yè)。只可惜他這個毫無人性的父親趙佶死死壓制著他，糾纏著他，時時伸手搶權，不鬧到國破家亡，絕不罷休。他也只好被迫反擊，成天糾結于內(nèi)訌，筋疲力盡。既然整個宋廷把主要的時間與精力忙于內(nèi)訌，抗金的大事必然放松。很快，在趙佶與六賊余黨的影響之下，“上下恬然，置邊事于不問”。除了少數(shù)有識之士還在憂慮來日大難之外，朝野上下已經(jīng)不以抗金大事為念。連趙桓自己也聽厭了李綱的諄諄告誡，最后聽任那些投降派的官員以“專主戰(zhàn)議，喪師費財”的罪名把李綱排擠出朝，調(diào)往南方。這樣，就在東京的抗金氣氛已被拖得幾乎無聲無息的時候，1126年秋高馬肥，金兵已經(jīng)做好了第二次圍攻東京的準備，長驅南下。

東京軍民得到金兵又一次南下的信息，如夢初醒，謀求抵御，手忙腳亂。從東京第二次被圍到城被攻破，一共不過二十三天。這一次破城仍然不是金兵硬打進去，而是宋廷受了騙，城門是被騙開的。妖人郭京自稱能以“六甲”之法戰(zhàn)勝金人，要求招募7777個市井游民，操練“神兵”。自己披發(fā)仗劍，每天指揮許多童男童女在城樓上作法。到了“神兵”練成，他命令守城士兵一起下城，大開城門，只讓“神兵”出擊，結果金兵一擁而進，垂手而得東京，事后傳為笑談。這正是“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宋廷連這樣的荒唐事都做得出來，其混亂的情況也就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