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答鄺海炎先生

鄺海炎先生：

謝謝你的回信！很遺憾，開學教書比較忙，不能細致回復，只能簡單交代幾句了。你信中詞句很客氣。我想我們是公開的信件往來，要節(jié)省讀者時間，沒有必要客套。我這個“沒有希望”的“前輩”給你這個“有希望”的“后輩”寫信，也就直來直去了，望見諒。

首先講講中文是否有價值的問題。我前信表達有籠統(tǒng)的地方。你提到許多國內學者，稱他們做了許多有價值的工作，我當然承認。我并不是說國內沒有好人，十三億人口中沒有一個像樣的學者。在我個人的領域，國內就有許多好學者。我僅是從操作的層面討論問題。這么跟你說吧。如果我真如你希望的那樣“學成歸國”，在大學里帶研究生，我對學生的要求就是能不讀中國書就不讀。個別的中國研究可以參考中國書，比如沈志華、高華等等的書，當然還有原始材料。但是，這些學者很個別。中國的整體學術實力根本不入檔次，即使研究中國史還比不過日本人。研究西方的就更不用說了。你如果拿出五年，只看英文的書籍，長進肯定比現(xiàn)在這樣大。我并不想一句話把你列出的那些學者都否定了。我沒有看他們的書，憑什么否定？但是，優(yōu)秀的學術著作多得是。你得選擇從哪里看起。比如，你開課講法國大革命或者基督教，列出的參考書是中文的，我作為學生心里就打鼓。這不是貶低中國學者。他們中有很突出的個人。但學術不能拿一兩個人說事。比如，劉小楓對基督教神學的研究也許非常不得了。但請問：國內有誰能有實力挑戰(zhàn)他嗎？這么大一個傳統(tǒng)，就這么一家，不受挑戰(zhàn)，這樣的學術當然就有疑問了。不像西方，有多少家出來，全是重量級的，你犯一點錯誤就被抓住，不犯錯誤也頻受挑戰(zhàn)，各派都說得頭頭是道。這樣出來的學術，自然就高一籌了。我有位朋友，在美國當教授，評終身教授沒有評上。那個學校的學生對我說，當時他頭發(fā)都白了，壓力太大。后來回國，在名校當了教授，哈哈，滿面春風，仿佛年輕十年。吃學術飯，國內的橫桿太低了。哪怕有能破世界紀錄的人，你把橫桿擺到一米五，他怎么跳也達不到兩米三以上的高度。至于你說國內某些人的工作“絕不是海外學者能替代的”，我看有點不靠譜。這心態(tài)本身就不對。我倒不是替海外學者辯護，只是講一般學術的常識。也許你可以說柏拉圖不可替代。這樣的人也要經過長期的歷史考驗才能確定其位置。但是，常規(guī)的學術研究，都在凡人力所能及的范圍。學術更沒有邊界。除非你壟斷學術資源，怎么能說某某的學術不可替代？一個供著幾尊“不可替代”的學術權威的學術界，是沒有希望的。

算來你比我小二十多歲。我是1989年28歲開始學英文的，程度是《新概念》第二冊第一課。五六年后，算是能看英文了。讀到現(xiàn)在，中間又有了孩子和各種生活壓力，并且進行大量中文寫作，實際安心看有價值的書，就那么幾年。所以我說我沒有希望，你有希望。但問題是你得這么要求自己，也這么要求學生。不然，日后學生抱著英文書啃，回來說老師扯淡，你應付得了嗎？那時除了靠權力維持一點自尊外，也沒有別的招數(shù)了。人都是人，我若走到那地步，表現(xiàn)不會更好。去年有個北大的孩子來找我，說從高中就讀我的書，到美國讀暑期班，順便要到波士頓見我。我就請他吃了頓飯。吃完飯，他突然從包里掏出一本我的書，讓我題詞。這陣式我可從來沒有見過，當然是受寵若驚。不過，憑良心我還是說他：“你這么年輕，懂兩門外語，怎么會在我的書上浪費時間？好不容易來美國，就這么一個暑假，有多少東西好學，怎么可以包里夾一本中文書呢？難道你不懂取法乎上得乎其中的道理？”后來盛情難卻，給他隨便寫了幾個字。事后才想起來最恰當?shù)摹邦}詞”是什么，只有寫信告訴他：“很榮幸你還看得起我。不過，雖然我要努力爭取你在十年二十年后還能看得起我，但我還是希望你到那時候不再看得起我了?！蔽业囊馑际?，這樣優(yōu)秀的青年如果十年二十年后還看得起我，只有兩個可能：一是我真成了大師了，這種可能比較?。欢侵袊鴮嵲谔珱]有文化了，連我這么個人還挺有市場，這種可能似乎更大。這就是我說那些不讀中文的話的意思。我自己的孩子如果想做學問、貢獻于人類文化，我會教導她這樣做。這話政治不正確，但是實實在在。我覺得當老師的，也應該這樣告訴學生，否則會誤人子弟。中文不是沒有營養(yǎng)，而是營養(yǎng)嚴重不全。長時間讀中文會營養(yǎng)不良。當然，我這么說，前提是大家都是“中人”，不是天才。用基督教的話來說，上帝真賦予你才能，你想拒絕也不可能。有些人，不用出國，不用學外語，照樣有先知般的智慧。不過，我不是這種人，也希望大家不要把賭注下在這里，寧愿以自己是“中人”為前提來規(guī)劃人生。八十年代知識分子的精神中有一種舍我其誰的勁頭，很是可笑。我想這些人年紀日長，聰明的應該知道自己是老幾了。我們這代人，面臨的不僅是歷史是否會嘲笑我們，而是歷史是否有功夫嘲笑我們。我猜想，你崇拜的那幾位，大概自己也不會覺得自己“不可替代”吧。

下面談更實質的問題。你信中這一段對我的批評很有意思：

你認為“國內政治權利不平等是造成經濟不平等的最根本原因”，這點我同意，而且我也跟你解釋了，國內的政治自由主義者在這點上跟你都差不多，要不我前文里轉述楊奎松先生的研究干嗎？可你呢，老抓著這個問題不放，認為“他把政治平等和經濟平等描述成必然的反比的關系”，我認為你是有點誤會茅老，茅老的意思就是要保護那些通過合法勞動致富的人。你自己以前不是也寫過“富人論”，講要保護那些“把西方后工業(yè)社會和中國的工業(yè)社會乃至前工業(yè)社會銜接起來”的富人嗎？為什么你能說保護某種富人，茅老就不可以？當然，你的改變是因為幾年下來你很遺憾地看到：“在中國發(fā)達的，主要不是這些人，而是把市場和權力銜接的人”。我請問你，你憑什么說中國現(xiàn)在的富人都是“把市場和權力銜接的人”，你有數(shù)據(jù)嗎？當然，你也可以反駁我，“那你也沒有數(shù)據(jù)證明不是嗎”，我承認我也拿不出數(shù)據(jù)，但以我們生活在國內的人的感覺來看，目前中國的富人肯定不完全是“把市場和權力銜接的人”，而且一定有茅老所說的“通過合法勞動致富的人”。所以，還是那句老話，茅老有錯，錯在用詞，錯在為了保護這些“通過合法勞動致富的人”，居然說出了“中國窮了幾千年，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仇富”這樣違背歷史事實的話，但其意思還是好的，他的實際行動就是一種最有力的證明。

你這么想，在我看來就很有問題。首先是我說東你偏說西。我討論的是人的言論，你偏說那人言論也許不妥，但他做過好事，不能抓住不放。這一點我已經反復講過，不多說了。下面是實質問題：什么叫“國內的政治自由主義者在這點上跟你都差不多”呢？“差不多”難道是取消辯論的理由嗎？我和“主流們”的立場其實針鋒相對。我認為未來中國要建立一個“權利優(yōu)先”的社會；他們是要“效率優(yōu)先”，“公平”是擺在“兼顧”那一檔次的。當然，你可以像為茅老辯護那樣為吳敬璉辯護：人家沒有說只要效率不要公平呀，人家明明說了兼顧公平呀。這就好比茅老說既保護富人又保護窮人一樣，你不能歪曲人家！可是，當效率和公平沖突的時候怎么辦？你難道沒有聽說“吳市場”說對拆遷戶不應該按市場價格補償嗎？如果工人和老板為了工資問題爭執(zhí)不下、要鬧罷工時，主流們是會支持工人罷工、組織工會的權利呢，還是說“只有富人的權利得到保護，窮人才能變富”呢？這種問題，怎么能不辯論清楚？

如果茅老真如你說的那樣“說錯了話”，他出來承認一下就行了。他不承認，而且他影響又那么大，有那么多人忙著為他辯護，幫助封殺批評他的聲音，我找他說理難道不對嗎？茅老把政治平等和經濟平等描繪成反比的關系，白紙黑字寫在那里。這是現(xiàn)代社會最根本的問題之一，托克維爾一上來就講這個，怎么能不“抓住不放”？如果對這樣的問題都要放掉，你們在大學還教什么書呢？我說中國學術不行，不值得認真對待，原因之一就是這種馬馬虎虎的態(tài)度。你一認真，特別是對大家公認的“好人”認真，就成了不厚道。對熟人就更不用說了。關于政治平等和經濟平等的關系問題，我未必正確。不過，我畢竟還去找了數(shù)據(jù)證明?？墒牵阋?，我現(xiàn)在有關的文字，不管有多少數(shù)據(jù)，報刊都開始不登了。即使那些一直邀請我寫專欄的地方，也把這樣的文字斃掉。你說這是誰的本事？我以后會把這些文字拿出來展覽，看看究竟是我的水平低，還是媒體開始遵從“主流”路線了？

另外，我也沒有說富人都是壞人。但是，我問你一句話：中國的富人中是否壞人的比例比較多呢？不錯，你我都沒有數(shù)據(jù)，還是根據(jù)生活經驗判斷吧。更好的辦法，是大家把自己的觀點講出來，讓老百姓來判斷。你相信老百姓根據(jù)自己的經驗做出的判斷，還是覺得他們很容易受蒙蔽？我覺得老百姓很有智慧。如果許多老百姓出來說我的理論純屬害他們，我會反省。其實，判斷中國的富人中壞人的比例，有數(shù)據(jù)也沒有用。誰貪污行賄后會告訴你、讓你統(tǒng)計成數(shù)據(jù)？老百姓的直覺是最準的。再給你舉個例子吧。來美國前，人們說美國黑人犯罪率高、文化程度低。有人見了黑人就躲。但是，有很多了不起的黑人存在。怎么能一棍子把黑人全打倒？道理是這么說。但我做了家長，面臨真實的選擇，我就把孩子送到白人多的學校。到動真格的時候，人就相信自己的常識。憑你的常識判斷，中國各階層中貪污腐敗的比例，是否在富人中比較高呢？其實我數(shù)據(jù)也不是完全沒有。我在文章中寫了，房地產商這幾年蓋的房子，95%在隔熱方面達不到中國自己的標準。那肯定是偷工減料了。省下的錢到了哪里？這不是顯而易見嗎？我一天到晚說姚明好，怎么能說我把“富人”一棍子打死？

再說，“富人”這個詞，是茅老先用，我不過是跟著用而已。比如比爾·蓋茨，我先看到他是一個企業(yè)家；姚明，一個有品德的好運動員。中國人媚富，全叫人家“富人”，還要特別地提醒社會要“保護富人”，把錢看成衡量一切的尺度。這反映了我們社會的價值失落。聽這話，我確實有點惡心，沒法沉默。

我注意到你對另一位網(wǎng)友講的話：

1，為什么我對徐先生這次演講很失望，但還要維護他？一個原因是還“感情債”，另外一個原因是，我覺得他對“茅薛之爭”的回答是一種“政治成熟”的表現(xiàn)。貧富差距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事實，最近底層確實有股“仇富”的暗流，茅老在這種情況下為那些“合法勞動致富”人說句公道話，何錯之有？我說了，他即使有錯，也就標題錯了而已，就算老糊涂可以了吧！可薛先生來揪著別人不放，一點也不顧及茅老實際所做的，甚至也不顧及……中國的言論環(huán)境，這種做法你就怪不得笑蜀說你是“道德高調”了，而我呢，已經很客氣，很含蓄了，我只是說他“政治不成熟”，也就是“在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選擇了一個錯誤的敵人”，可惜他未能領會我的意思。

2、我認為茅老說的“中國窮了幾千年，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仇富”是“違背歷史事實”，你糾正了我的看法，仇富是有的，但仇富的不是草根，而是專制獨裁者。這點把我朦朦朧朧的意識點醒了，其實葛劍雄先生當年的《貨殖何罪？》就談到了這點--在秦朝和西漢前期，商人的社會地位是很低的。秦始皇時，商人必須編入市籍，而當時的法律規(guī)定，有市籍的商人及其子孫，與犯罪的官吏和贅婿一樣，都在謫戍之列，即隨時都可以被押往邊疆服役或定居。秦朝被推翻后，秦始皇的苛政大多被廢除了，但漢朝對商人的迫害非但一如既往，還有過之而無不及。漢高祖規(guī)定商人不得穿絲綢衣服，不得乘車，不得購買土地，還必須與奴婢一樣，加倍交算賦錢(主要是人頭稅)。到漢武帝時，還恢復了秦朝的謫戍制度，將有市籍的商人及其子孫都列入征發(fā)對象。商人不但自己被入了另冊，頗似文革中的“黑五類”，連子孫都因出身不好而不得翻身。對這樣不公正的政策，當時很少有人提出批評，至少我們在《史記》、《漢書》等史書中尚未見到。相反，從皇帝至大臣，從政治家到學者，無一不是以農業(yè)為“本業(yè)”，商業(yè)是“末業(yè)”、“賤業(yè)”，從事商業(yè)的人自然就是賤民了，所以對他們怎么做也不過分。對商人的限制和迫害，都可以看成為“崇本抑末”的措施之一，因而推行之惟恐不及。

我不妨簡略參與一下你們的討論。

中國社會底層的“仇富”情緒，基本合理。開發(fā)商想拆你的房子就拆你的房子，還不許人仇恨嗎？換你你也仇。只不過你是大學教授，不在那個地位上，但你不應指責底下的老百姓仇恨讓他們傾家蕩產的人。如果算一下基本權利被侵害的中國人的人數(shù)，究竟窮人多還是富人多？如果窮人被侵害的數(shù)量遠遠比富人多，為什么不重點保護窮人？主流們心里的觀念是：窮人的權利和富人的權利不是等價的。窮人手里有多少ＧＤＰ？被侵害就被侵害了。這是“效率優(yōu)先”的必然結論。所謂“吳市場”一想到拆遷中的效率問題，就連市場價格也不要了。市場經濟的原則放棄得如此之快！我已經提供了聯(lián)合國的數(shù)據(jù)：世界貧富分化像中國這么嚴重的國家，就三十幾個。看看這些國家，哪一個不充滿了不正義？哪一個不醞釀著仇富情緒？人要到這份上還不仇富，還叫人嗎？我說過（以后會詳細論述），人類文明的兩大遺產，民主和基督教，都和仇富有關。當你讀到“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詩句時，你想到的是“仇富”、是“朱門”中的酒肉是否是正當致富所得、凍死的人是否是市場上的輸家，還是社會的不正義？你大講所謂“政治成熟”?？墒?，自由派從八十年代的社會良心，混到現(xiàn)在這種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既得利益集團的代言人（至少許多老百姓這么看），這叫什么“政治成熟”？知識分子在公眾中的信譽，是自己最大的政治本錢。舍此不顧，自以為能和權力“機智地”周旋，這不叫“政治成熟”，而是政治墮落。

你第二點中講了許多歷史，我就不多說了。只是提醒你，至少在唐宋以后，商人和官場關系很近，會獲得許多特權，實際社會地位并不低，否則宋到明清的商業(yè)繁榮就無法解釋。另外，在西方中世紀，商人也被視為末流。在江戶時代的日本，商人也排在農、工之后。人家的商人最后能崛起，是因為有一個權利優(yōu)先的社會環(huán)境。我正準備寫一本《市場的起源》，對此做一些澄清。仇富有時對經濟很有好處。比如中世紀的歐洲，仇富情緒受到教會支持，打擊放貸的商人，結果是壓低了利率，低到了7%。這就給許多小買賣提供了必要的資金。而亞當·斯密后來則說，中國的利率太高，到了20%，資本費用太高，小企業(yè)無法成長。這里的道理，不是幾句口號就可以說清楚的。不要聽人家說幾句，自己就突然像明白了什么。這是不成熟的表現(xiàn)。這些歷史問題，論述起來復雜得多，取證要有一定之規(guī)，當然還得有世界史的視野。中文里大概信息也有限。這也是我勸你不要讀中文的原因。

至于你說我“語言暴力”等等，我覺得不值得作答了。你看半年《紐約時報》和《華爾街日報》，看看人家的公共辯論，自己自然會明白。茅老不答復我的批評，就像張維迎、吳敬璉、江平都不答復我的批評一樣。如果你欣賞這樣的態(tài)度，我勸你還是去搞政治或者做生意。當然，我收到的答復也并非沒有，那就是文章不斷被報刊拒絕。這其中原因如何，你我大概都屬于“不明真相的群眾”了吧。

倚老賣老地說吧。我在中國社會生活的時間，比你的年齡還長一點。你覺得我真不懂中國國情嗎？恐怕還是大家對國情的態(tài)度有所不同吧。中國如今高樓大廈到處都是，我回去恐怕找不到家門了。但是，江山易改，本性難移，許多東西是變不了的。當讀書人覺得自己“政治成熟”時，往往說明他們政治不成熟。你知道，我讀書的時候，有些事情不讓做，有些話不讓說，老師的解釋是：階級斗爭很復雜，你們還不懂，不成熟。如今年紀小的也這樣教訓我：階級斗爭很復雜，你要成熟些。哈哈，我寧愿做個不成熟的人。清理完此事，我將退出時評寫作，因為我難以找到言論空間。不過，退出之前，我可以做個和主流相反的、不成熟的預言：中國現(xiàn)在其實還處于最好的日子之中，但二十年后可能會衰落，原因絕對不是沒有保護富人。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