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師同文館規(guī)定：所有學生都有銀兩津貼。學生七品官者，每年給俸銀45兩，八品官者40兩，九品官者32兩5錢。并根據學生造就的不同，每月酌給膏火銀3兩至15兩不等。

清宣統(tǒng)二年（1910即辛亥革命前一年）頒布了《幣制則例》，規(guī)定銀圓為本位幣，每枚重7錢2分，含純銀九成。也就是1兩白銀折合 14 銀圓。所以，膏火銀3 兩折合銀圓4圓2角，15兩折合銀圓21圓整。

那么，當時銀圓的購買力如何呢？參考歷史上生活必需品及日常飲食的物價計算，得到如下參照值--1872年1兩白銀的購買力，約合1995年人民幣140元，今（2010年）人民幣280元；1銀圓約合（1995年）人民幣100元，今（2010年）人民幣200元；1枚銅元約合1995年人民幣1元，今（2010年）人民幣2元。

1901年1兩白銀約合1995年人民幣100元，今（2010年）人民幣200元；1銀圓約合1995年人民幣70元，今（2010年）人民幣140元；1枚銅元約合1995年人民幣7角，今（2010年）人民幣1元4角。

1911年1兩白銀約合1995年人民幣70元，今（2010年）人民幣140元；1銀圓約合1995年人民幣50元，今（2010年）人民幣100元；1枚銅元約合1995年人民幣5角，今（2010年）人民幣1元。由此，我們對于清末民初銀兩、銀圓、銅元的價值可得到具體的概念。

在1900年前后，京師同文館學生的銀兩津貼，其購買力如下--

每年固定的生活津貼：學生七品官者，每年給俸銀45兩（折合1995年人民幣4500元，合2010年人民幣9000元）；八品官者40兩，折合2010年人民幣8000元；九品官者32兩5錢，折合2010年人民幣6500元。

每月增發(fā)的助學津貼：根據學生成績的不同，每月酌給膏火銀3兩（折合1995年人民幣300元，合2010年人民幣600元）至15兩（折合1995年人民幣1500元，合2010年人民幣3000元）。

可見當時同文館的學生，除了學宿費全免，“衣食住行”全部包干以外，每年、每月還有相當多的生活津貼作為日常零用，那待遇確實不算低了。

在戊戌變法前后的同文館學生里面，有一位齊如山（1877～1962）是河北高陽人。他和弟弟齊壽山（1881～1965）到了民國初年都成了魯迅的好朋友。齊如山20歲左右時曾在京師同文館學習。他后來在《故都三百六十行--物價變遷》一文中，回憶19世紀末年京師（首都，即今北京）城里的物價，留下了一段可貴的歷史記錄--約在光緒二十三四年（1897～1898）彼時余正肄業(yè)同文館，每于星期日恒往同學家吃便飯，如有四個客，四個碟，飲酒吃打鹵面，所費不過當十錢兩吊，即98枚。四碟之菜，一為松花兩個，約合不到8枚，一為盒子菜兩包，約合不到8枚，一為炒雞蛋三個約合不到6枚，一為咸落花生約合不到4枚，切面條二斤約合不到40枚，豬肉約合15枚，酒約合15枚，連打鹵用的黃花、木耳等佐料共九十余枚。以上之數還打的很寬，然尚用不到兩吊。約合現在銅元不過二十枚。齊如山回憶中所說的“當十錢”也就是光緒二十三年間“當十”銅幣，每枚貶值為相當于“制錢”兩文（兩錢重）。也就是說，“當十錢”98枚相當于“制錢”200枚，即兩吊。又據《中國貨幣史》第843頁，光緒二十三年（1897）白銀1兩合制錢1364文，合銀洋約14圓，這就是說，當時銀洋1圓折合制錢大約1000文，又可兌換新式的“當十銅元”100枚。當10錢兩吊，合銅元20枚，相當于1995年人民幣14元、2010年人民幣28元（后來，銀價上漲，銅錢又逐年貶值）。根據齊如山先生的回憶，同文館學生四個人聚餐小酌，一桌子簡單的打鹵面帶酒水總共只花了銅元20枚，即銀圓2角，折合1995年人民幣14元、2010年人民幣28元。而他每月的生活津貼可達10塊銀圓（7兩），折合1995年人民幣700元、2010年人民幣1400元左右。由此可見當時同文館學生的經濟生活水平，在當時普遍貧困的社會狀況下，就算是相當不錯了。周樹人、周作人兄弟在洋務學堂的生活

關于19世紀末年的情況，周作人在回憶錄中寫道--先君雖未曾研究所謂西學，而意見甚為通達，嘗謂先母曰，“我們有四個兒子，我想將來可以將一個往西洋去，一個往東洋去留學。”這個說話，總之是在癸已至丙申（1893～1896）之間，可以說是很有遠見了。那時人家子弟第一總是讀書趕考，希望做官；看看這個做不到，不得已而思其次，也是學幕做師爺；又其次是進錢店與當鋪，而普通的工商業(yè)不與焉，至于到外國去進學堂，更是沒有想到的事了。先君去世以后，兒子們要謀職業(yè)，先母便陸續(xù)讓他們出去，不但去進洋學堂，簡直搞那當兵的勾當，無怪族人們要冷笑?！斞冈苷翂?，號豫才。戊戌年（1898）魯迅18歲，要往南京去進新式的洋務學堂，不便使用原名，故改名為周樹人。那時全國實行科舉制度，讀書人從小在“私塾”、“家館”熟讀《四書》、《五經》，練習八股文和試帖詩，辛苦應試，僥幸取得秀才、舉人的頭銜，以提高社會地位。所謂“出路”就是讀書做官。傳統(tǒng)教育主要是“州學”、“府學”、“縣學”以及“書院”；新式的洋務學堂寥寥無幾，只有天津的北洋水師學堂、武昌的自強學堂、南京的江南水師學堂和陸師學堂、福州的福建船政學堂等處，都是官費供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