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成立后，京師大學堂改稱北京大學，但離開現代化的大學標準，差得很遠。據蔡元培先生晚年回顧：北京大學的名稱，是從民國元年起的；民元以前，名為京師大學堂，包有師范館、仕學館等。尤其北京大學的學生，是從京師大學堂“老爺式”學生嬗繼下來。初辦時學生稱為老爺，而監(jiān)督及教員都被稱為中堂或大人。他們的目的，不但在畢業(yè)，而尤注重在畢業(yè)以后的出路。所以專門研究學術的教員，他們不見得歡迎，要是點名時認真一點，考試時嚴格一點，他們就借個話頭反對他，雖罷課也在所不惜。若是一位在政府里有地位的人來兼課，雖時時請假，他們還是歡迎得很，因為畢業(yè)后有闊教師作靠山。這種科舉時代遺留下來的劣根性，是于學習上很有妨礙的。辛亥革命前，京師大學堂辦了10余年，幾經周折，并沒有培養(yǎng)出多少人才。外國人視之為“蒙養(yǎng)學堂”，連滿清朝廷都自認其水平太低。辛亥革命后，學校的名稱改了，但本質尚未變化，由于北洋軍閥統(tǒng)治時期不良風氣的影響，北京大學的名聲臭到了極點，幾乎不可救藥。

首先是封建衙門習氣仍重。京師大學堂時期，北大就是為了培養(yǎng)封建官僚，因而官場習氣在學生和教師中蔓延，學堂像衙門。民國初年的北京大學，仍然是衙門氣十足，沒有多少學術氣氛，有的教師不學無術，進大學教書只不過為做官準備；有的教師干脆就是清末舊官僚或北洋政府的官僚，學問不大，派頭卻不小。如沈尹默記述的，他初入北大任教時，有一預科教地理的桂蔚丞老先生，每上課時，均有一聽差挾一地圖、捧一壺茶和一只水煙袋跟隨上講堂，置之于講臺上，然后退出，下課照送如儀。這位老先生還經常在上課時對學生留一手，教科書、參考書和講義對學生是保密的，絲毫不允被借閱。教學內容陳舊，因循守舊，沿襲了清末大學堂風氣。

學生讀書也以求功名利祿為目的，仍然是“書中自有千金祿，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黃金屋”的思想。1905年以后雖然取消了科舉，但一般學生認為學校畢業(yè)相當于科舉的舉人、進士資格，以畢業(yè)后做官為目標。由于學生有做官發(fā)財思想，學生從預科畢業(yè)后，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更少。因為最終目的總是做官，不如入法科，學一點政治、法律，比較吃香。

據統(tǒng)計，1917年底，北大法科的本科和預科在校學生841人，文科學生418人，理科學生422人，工科學生只有80人。讀法科的學生是文、理科的總和，是工科的十倍半。以至于北京大學為招收文科學生不得不降格以求，報考文科可以不要預科畢業(yè)文憑，只要有同等學歷即可。

學風不正，師生滿腦子當官發(fā)財思想。學生中官僚、富豪子弟不少，很多學生花錢一年要上千銀圓，有的甚至一年要花5000銀圓。一些有錢的學生，在學校里帶聽差、吃花酒、打麻將、捧名角，對讀書毫無興趣。當時北京大學還流行一種壞風氣：嫖娼。無聊師生，吃過晚飯后就坐洋車直奔“八大胡同”和平門外韓家潭一帶妓院集中的地方。以至當時民間流傳說：“兩院一堂”是八大胡同最好的主顧-- “兩院”指當時國會參議院和眾議院，“一堂”指京師大學堂，北大此時雖已經改名，社會上仍有許多人習慣稱之為“大學堂”-- 這句俗話是指：民國初年去逛八大胡同的，以國會議員和北大師生為多。

為畢業(yè)以后做官，許多學生在校期間拉幫結伙，往來應酬。當時在北大還流行“結十兄弟”，即10個氣味相投的學生結拜做兄弟，畢業(yè)后大家鉆營做官，誰的官大，其他9人就到他手下當科長、當秘書，撈個一官半職，“有福同享”。如果是向軍閥或大官僚買官，那么花費的鉆營費由10人分攤。如此烏煙瘴氣，哪里像什么“最高學府”？中西合辦的山西大學堂是怎樣創(chuàng)立的

在20世紀初轟轟烈烈席卷華北地區(qū)的義和團運動中，山西情況格外特殊。當時山西巡撫毓賢執(zhí)行了慈禧太后“殺絕洋人”的密電，對外國傳教士和教民極端仇視，所以山西省教案特別殘酷嚴重。

當時，在省會太原“以保護教徒”為名，將外國傳教士和中國教徒骨干人員集中管制。

1900年（光緒二十六年）7月9日，山西巡撫毓賢將集中在一起的41名傳教士和17名中國教徒以及英國教師畢翰道一家7口人，押解到巡撫衙門署西轅門前全部處死。此后，全省多處發(fā)生了焚燒教堂、殺戮傳教士和教徒的事件。

八國聯軍侵占北京后，即兵分四路，進逼山西。1901年春，八國聯軍先后攻陷山西龍泉關、平型關、娘子關、固關等地，威脅太原，形成了“聯軍壓境，全省岌岌”的嚴重局面。

這時，在太原的天主教會向新任山西巡撫前任山西巡撫毓賢后來被清政府處死。岑春煊提出許多賠償要求，并占領了令德堂書院作為教堂和住宅。岑春煊迫于無奈，接受山西洋務局督辦沈敦和的建議，電請英國耶穌教浸禮會傳教士李提摩太，來太原協(xié)商解決山西教案問題。以賠款創(chuàng)辦中西大學堂

英國人李提摩太，曾先后在山東、山西、上海等地傳教達20余年，是當時國際上有名的“中國通”。大英帝國以所謂“庚子賠款”，勒索山西人民白銀50萬兩，李提摩太作為英方接受賠款的代表，于1901年（光緒二十七年）3月26日由上海赴京，經與英美等國公使協(xié)商，并和耶穌教各會代表葉守真、文阿德共同擬定《上李傅相辦理山西教案章程七條》面交李鴻章。

其中第三條提出：“共罰山西全省白銀五十萬兩，每年交銀五萬兩，以十年為期。但此款不歸西人，亦不歸教民，專門開導晉省人民知識，設立學堂，教育有用之學，使官紳庶子學習，不再受惑。選中西有學問者各一人總管其事?！?/p>

李鴻章照準后，發(fā)出電報，令山西巡撫岑春煊照此迅速辦理。

耶穌教會推選出郭崇禮、史密斯、文阿德、葉守真等八位代表，于7月9日到達太原，與岑春煊商談實施辦法。因岑春煊對罰款、校內傳教等持有異議，故一時未能議妥。

駐在上海市的李提摩太，幾次發(fā)電報到太原去催促。于是岑春煊派洋務局提調周之驤赴上海市與李提摩太面談，但仍堅持幾個條件：不稱“罰款”，不許在校內傳教，學校與教堂不發(fā)生關系，外籍教師不得干預學校行政等。

經過反復談判，1901年10月，終于在上海市議定了在山西太原“創(chuàng)辦中西大學堂”的合同八條。山西大學堂與中西大學堂合并

正在跟李提摩太商談設立“中西大學堂”的同時，山西遵照清政府各省設大學堂的上諭，于光緒二十八年（1902）初，奏準在原“令德堂”的基礎上創(chuàng)辦了“山西大學堂”。委派山西候補道姚文棟為山西大學堂首任督辦，高燮曾為總教習，谷如墉為副教習，選文瀛湖南貢院為臨時校址，接收令德堂和晉陽書院的師生，籌備開學。

1902年3月，當李提摩太偕同他聘請的中西大學堂總教習敦崇禮、分教習新常富等從上海抵達山西太原后，發(fā)現“山西大學堂”業(yè)已搶先創(chuàng)辦，便多次建議將山西大學堂與中西大學堂合并辦理。若合并后可分兩部：一部專教中學指中國學問。，由中方負責；另一部教西學（指西方學問），由李提摩太負責，并把上述建議擬好報岑春煊考慮。岑春煊權衡再三，不敢擅定，后奏請清政府批準，方達成關于中西大學堂并入山西大學堂的協(xié)議，并于5月在《京報》發(fā)布“山西大學堂成立”的消息，以便擴大對外影響。

中西大學堂并入山西大學堂后，原先設立的山西大學堂改為“中學專齋”，經費與“西學專齋”相當，每年從省庫學堂白銀5萬兩中支付。這時，原任督辦姚文棟辭職，委任沈效和接替。兩齋各設總理一人，中學專齋為谷如墉，西學專齋為李提摩太。兩齋總理以下，設總教習、副總教習和分教習，中學專齋另設提調和堂舍監(jiān)督，總管兩齋后勤事務。山西大學堂的校址，校本部、中學專齋及兩齋學生食宿均在貢院；西學專齋另借皇華館學臺衙門西院的皇華別墅作為臨時校址。

1902年5月8日（光緒二十八年六月二十六日）中西合辦的山西大學堂正式開學，西學專齋開始上課，巡撫岑春煊和省城重要官紳出席了開學典禮。同年，山西大學堂在上海成立了譯書院。

1903年，根據清政府頒布的《奏定學堂章程》須設有三科方能稱為大學堂的規(guī)定，其他各省都遵章將學堂改為高等學堂，全國僅有京師大學堂、北洋大學堂、山西大學堂正式稱為“大學堂”。清末山西大學堂的發(fā)展

1903年，山西大學堂在太原侯家巷購置地皮 200畝。1904年秋，校舍落成，山西大學堂全部遷入（今太原師范?？茖W校校址）。

山西大學堂的學科設置，基本上是根據《欽定學堂章程》和《奏定學堂章程》新的規(guī)定逐步完善和建立起來的。初辦時，中、西兩齋招收學生各200名，每人每月發(fā)給白銀4兩，但在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上，卻有較大差別，充分體現了中學和西學的不同。

辦學之初，中齋只設中等科，西齋只設預科。自1906年先后設立高等科和本科。

中學專齋開設的課程有經、史、政、藝四科。谷如墉講授《戰(zhàn)國策》，高燮曾講授《近思錄》，賈耕講授《禹貢》，田應璜講授《明史》，成年增講授算學。

1904年，中齋又增設了外文（英、日、法、俄文）、代數、幾何、物理、化學、博物、歷史、地理、國文、圖畫、音樂和體操。

西學專齋開設的課程有：文學、物理、工學、礦學、格致、法律、西洋史、世界史、體操、數學、英文、圖畫。

中齋教習張友桐編寫的《中國通史》內容充實；傅岳芬編寫的《西洋史講義》簡明扼要；西齋格致博士和化學教習新常富編寫的《無機化學講義》譯成中文后，頗受歡迎。

這些教科書風行一時，銷路很廣，對開展中外文化交流，促進我國文化教育事業(yè)的發(fā)展，傳播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知識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思想，都有較大的作用。

當初畢業(yè)考試仍然沿用科舉形式，分別給以貢生、舉人、進士等出身資格的獎勵，這些都延續(xù)了封建教育制度的實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