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關(guān)癖愛輕模樣，冷處偏佳。別有根芽，不是人間富貴花。
　　
　　謝娘別后誰能惜，飄泊天涯。寒月悲笳，萬里西風瀚海沙。
　　
　　--納蘭容若《采桑子》
　　
　　一個人究竟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改變命運呢？這是我們每一個人都關(guān)心、或者關(guān)心過的問題。中國的老話常說“一命二運三風水”，這在我們這個廣泛信奉著“性格決定命運”、“成功要靠自己”的時代里越發(fā)成為被人唾棄的“封建糟粕”了。
　　
　　真的是祖先的經(jīng)驗不再可靠了嗎？千百年人生經(jīng)驗的積累，難道就被時下的勵志讀物輕易推翻了嗎？所謂勵志讀物，無非是這樣一個角色：是由不成功的人炮制給更不成功的人精神鴉片。而在漫無邊際的鴉片世界之外，也有一些人作過相當認真的研究。諾貝爾經(jīng)濟學(xué)獎得主弗蘭克·奈特就曾在一個相當廣泛的調(diào)查基礎(chǔ)上得出這樣一個令人心酸的結(jié)論：對一個人的未來最具決定意義的是一個人的出身，其次是運氣，個人努力相比之下是最不重要的。法蘭西學(xué)院院士、被稱為“法國最后一名知識分子”的布迪厄也用自己的研究印證了相似的結(jié)論。出身，如果不是決定了一切的話，至少決定了你大半部分的人生。那些丑小鴨變天鵝的故事只是小概率事件罷了。你也可以變成天鵝，正如你也可以買中彩票。
　　
　　人們從來只愿意接受他們愿意接受的結(jié)論，而無論這樣的結(jié)論是否禁得起嚴苛的論證，所以我們很容易就會把奈特和布迪厄的研究拋諸腦后，但是，本書的主人公，他絕對應(yīng)該是個例外：在全部中國的版圖上，還有幾個人有著比他更加優(yōu)越的出身呢？
　　
　　追溯起這位貴公子的出身，還頗有幾分復(fù)雜。很多書里，還有網(wǎng)上，都說容若是一位“滿族詞人”--事實上這是大有疑問的，這個滿族的身份，其實只是容若的“政治成份”，他屬于滿洲正黃旗，而除此之外，無論從傳統(tǒng)的角度還是從現(xiàn)代的角度，他都不是滿人。
　　
　　從血緣上看，容若是蒙古人，本來屬于土默特氏，這一支蒙古部族征服了滿洲的那拉氏，于是不知出于怎樣的一種心理，放棄了土默特氏這個本姓，改用了被征服者的姓氏。納蘭性德的“納蘭”就是“那拉”的另一種漢譯，也只有精通漢文化、完全以漢族知識分子的文化心態(tài)，才可能把那拉、納臘譯成“納蘭”這樣一個美麗的漢名。從容若以“納蘭”來稱呼自己姓氏的那一刻起，他已經(jīng)成為了一名漢人。
　　
　　--不，這絕對不是修辭意義上的說法。中國博大精深的儒家文化從兩千年前就已經(jīng)超越了狹隘的血統(tǒng)論，而以文化論取代之。華夷之辨雖然極嚴，但華夏不是永遠的華夏，夷狄也不是永遠的夷狄：如果華夏放棄了自家的衣冠禮義，就會墮落為夷狄；同樣的，夷狄只要吸納了華夏的衣冠禮義，也就擺脫了夷狄的身份，而進諸于華夏。我們的祖先，心胸是何等的寬廣！
　　
　　我們在歷代的史料中經(jīng)常會遇到這樣的闡釋，一代代的知識分子不斷地把文化界定為區(qū)分華夷的唯一標準。宋代方鳳《夷俗考》提出“人性之善，無間夷夏”，之所以有夷夏之別，是性相近而習(xí)相遠，只要被感化于我們偉大的華夏文化，夷狄便也是華夏；南宋春秋學(xué)的一代宗師胡安國也在《春秋傳》里這樣說道：“人之所以異于禽獸，中國所以貴于夷狄，以其有父子之親、君臣之義”；還有心學(xué)的祖師陸九淵，他也和胡安國一樣激憤于南宋政權(quán)的偏安之局，在講授《春秋》的時候借古諷今，大談“圣人貴中國、賤夷狄”，但他馬上就作出清晰的說明，說這并不是圣人對中國有所偏私，中國之所以卓越，不是因為地理，不是因為血緣，而僅僅是因為禮義文化。
　　
　　這就是正統(tǒng)的儒學(xué)標準，每個人都可以拿這個標桿來衡量自己、衡量別人。之所以會有那么多桀驁不馴的漢人愿意與容若這個“侵略者的一員”傾心相交，只因為他們是真正的儒家，容若是真正的漢人。相反，那些背棄了華夏文化的人，即便血管里流淌著最純正的漢族血液，卻已經(jīng)變成了夷狄。我們高貴的華夏文化，常會讓最有才華的異族人深深拜服，也常會被自家人輕易拋棄。
　　
　　納蘭性德，從他降生的那一刻起，就在一起奇異的死亡事件中與漢文化結(jié)下了不解的緣分。此后的三十一年生命，仿佛都在固執(zhí)地沿著一條再無旁人看得見的軌道，遠離了他的血脈，遠離了他那白山黑水的根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