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身上既無舊學者的暮氣，也無海歸派的紳士味，更無政客的機智，他是個本色派書生：“烈火焚居，及于眉睫”之際，不免“急不擇語”；一旦知錯，立即收回成命，勸慰對方。這就是北大文科學長任上的陳獨秀。這可能與人們想象的中國最高學府的教授與學長形象頗有出入。

作為專職學長，陳獨秀在北大很少開會，也很少作演講。北大百年校慶期間，陳平原君披露了一則陳獨秀在北大開學式的演說詞。陳獨秀難得以教育家的立場，直接針對北京大學發(fā)言。陳平原說，歷來以“豪氣”、“霸氣”著稱的陳獨秀一旦“登壇說法”，又該如何面對莘莘學子?，如此場面，既難得，也有趣，故不可錯過。我也就當把“文抄公”將之錄于斯：

大學生之目的，可分別為三類：（一）研究學理，（二）備畢業(yè)后應用，（三）得畢業(yè)證書。向第三目的者，必不多。向第二目的者，雖不得謂之大謬，而僅能適合于專門學校。惟第一目的，始與大學適合。既有此研究學理之目的，不可不有方法。方法有三：一曰，注重外國語。以最新學理，均非中國古書所有，而外國專門學術之書，用華文譯出者甚少，故也。二曰，廢講義。以講義本不足以盡學者，而學者恃有講義，或且惰于聽講也。三曰，多購參考書。校中擬由教員指定各種參考書之冊數、頁數使學生自閱，而作報告。學校無多許經費，以購同樣之書數十種，故望學者能節(jié)不急之費以購參考書也。陳獨秀：《在北京大學開學式上的演說詞》，原載1918年9月21日《北京大學日刊》；陳平原：《北大之精神--十先賢對北大傳統(tǒng)的建構》,《中華活頁文選（成人版）》1998年第17期。

干脆利落的演說詞，已表明這位學長對蔡元培時代的大學理念的理解與整頓學風的明確意向。不過，必須說明這是1918年9月的開學式。

五、陳獨秀放手招募人才與胡適之任教北大

陳獨秀既任文科學長，蔡元培對文科的“人事、行政，一切由陳獨秀先生主持，不稍加干涉?！绷_章龍：《椿園載記》第24頁。這叫用人不疑，也是蔡元培人格中一大亮色。于是陳獨秀以《新青年》為依托，放手招募新派教授，為北大文科建設引進了豐厚的學術資源。

李大釗是陳獨秀1914年在日本協(xié)助章士釗編輯《甲寅》時結識的老朋友，也是《新青年》的重要作者?！坝行┤逖牛行阗|，也有些凡俗，”“既像文士，也像官吏，又有些像商人”魯迅：《守常全集題記》，《魯迅全集》第4卷第523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的李大釗，1916年4、5月間從日本回國，“過著無所歸依的生活?！睍r任邏輯學教授兼圖書館長的章士釗“有請守常代替吾職之動議。時校長為蔡孑民，學長為陳獨秀，兩君皆推重守常，當然一說即行?！闭率酷摚骸盯Q李大釗先生傳序》。不久陳獨秀又與之共同創(chuàng)辦《每周評論》。章士釗曾說：“獨秀得此良佐，聲氣驟騰之。”章士釗：《吳敬恒--梁啟超--陳獨秀》，《甲寅周刊》第1卷第30號（1926年1月30日）。

劉半農原是才子佳人派的作家，高中未畢業(yè)就闖蕩上海。1916年秋劉跑到《新青年》編輯部去拜訪心儀已久的陳獨秀，相對一夕，陳獨秀對這位“頭大，眼有芒角，生氣勃勃”（周作人語）的年輕人，很感興趣，當即向他約稿。劉半農更為陳敏捷而雄辯的談吐所折服，“年輕作家心中的一盞燈終于被陳獨秀點燃了”。劉半農果有聰明才力，“原是些極為普通的東西，但經過他們的安排組織，都成為很可誦讀的散文。”周作人：《知堂回想錄》第241頁。1917年夏，“經陳獨秀的介紹并應蔡元培的邀請，去北京大學預科任國文教授?！眲⑿』荩骸陡赣H劉半農》第7頁，上海人民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版。劉半農時年27歲。魯迅說他“是《新青年》里的一個戰(zhàn)士，他活潑、勇敢，很打了幾次大仗”魯迅：《憶劉半農君》，《魯迅論文學與藝術》第715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7月版。。

周作人于1917年4月1日由紹興抵北京。他來京之前就通過魯迅讀了《新青年》，到京的第九天就去拜訪了陳獨秀。初到北大的周作人被暫時安置于北大附設的國史編纂處工作，地點是圖書館的單獨一室。到本年的9月初，周作人被陳獨秀正式聘為文科教授。幾乎是同時，“蓄濃髯，戴大絨帽，披馬夫式大衣，儼然一俄國英雄”（劉半農語）的周作人從圖書館舊雜志上找到幾篇論文翻譯，一篇是《陀思妥也夫斯奇之小說》，另一篇是《俄國革命之哲學的基礎》。翻譯后交給錢玄同，這是他第一次向《新青年》投稿。

魯迅給《新青年》投稿反比周作人晚。這位在教育部從股長熬到科長的樹人“同志”一來婚姻不如意，二來染上了當時的絕癥--肺結核，一度以為自己“活不久的”（《兩地書·八三》）。幾年來，他獨自在紹興會館補樹書屋讀佛經、抄古碑，自取了個號“俟堂”，譯成白話即“待死堂”，他尤喜歡貓頭鷹，錢玄同送他外號“貓頭鷹”，傳神之至。是金心異--錢玄同奉陳獨秀之命多次上門游說，毀壞那絕無窗戶的“鐵屋”，終于讓魯迅發(fā)出了驚天動地的吶喊，在《新青年》上發(fā)表了《狂人日記》。從此一發(fā)不可收。再往后才被聘為北大的兼職講師，開講中國小說史，完成“開山的創(chuàng)作”《中國小說史略》，并應蔡元培之邀為北大設計了個愁眉苦臉狀的?；?，延用至今。乃至在《我觀北大》中，他不無自豪地稱：“北大派么？就是北大派！怎么樣呢？”魯迅自稱在新文化運動中是個敲邊鼓的角色，而他的創(chuàng)作乃“遵命文學”，所遵奉的是那時革命的前驅者的命令。這“前驅者”顯然不是別的什么人，而是《新青年》的主編陳獨秀。

若依次數下去，從1917到1918年進入北大文科的教授劉文典、楊昌濟、王星拱、程寅生等幾乎都是在陳獨秀學術、思想、人格魅力的感召下，先后匯到《新青年》的杏黃旗下，再進入北大的。即使像吳虞那樣到1921年才進北大，也是先有批孔文章刊之于《新青年》，受陳獨秀賞識，稱之為“蜀中名宿”，胡適譽之為“只手打孔家店的英雄”，才有日后進北大的可能。

“舊派教員”錢玄同、沈尹默，先僅“啟革新的端緒”，《新青年》的到來卻使他們青春煥發(fā)，幾乎換了一種活法，不僅成了《新青年》主撰作者，而且都成了《新青年》的編委。尤其是錢玄同原為國學大師章太炎的門人，是位古文大家，他居然支持新文化運動，著實令陳獨秀、胡適們極為感動，更何況錢玄同是個“扎硬寨，打孔戰(zhàn)”《新青年》1915年9月15日創(chuàng)刊時叫《青年雜志》，到第二年的第二卷才更名為《新青年》。本書為敘述方便，除特殊需要，概稱之為《新青年》。的角色，又甘當替《新青年》搖旗吶喊的小卒。他不僅對《新青年》、對新文化運動有過諸多建設性的意見，不僅催促周氏兄弟為《新青年》寫稿，而且提出過不少驚世駭俗的口號，諸如“桐城謬種，選學妖孽”，“漢字不滅，中國必亡”之類，雖不無偏頗，都極具造勢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