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道剛作為一個稱職的高級參謀官佐，自然懂得紅軍突圍的結(jié)果——意味著蔣氏一年“圍剿”紅軍將功虧—簣，因此，他迅速安排好了專機，不顧濃云重壓所造成的能見度很低的天氣，請蔣介石、宋美齡，以及楊永泰和其他隨行人員登機南返。有意思的是，蔣氏北來的時候興意極濃，一路上侃侃而談，似無倦意；但此次南返卻蹙眉凝思，連一句話也不曾說過，使得專機中的空氣分外的沉悶。

蔣介石回到南昌行營之后，連備好的白開水都不曾喝一口，就下達命令：

“晏主任，楊廳長，請分頭通知有關(guān)人員：立即趕到作戰(zhàn)室，參加軍事會議！”

晏道剛與楊永泰非常清楚這次軍事會議的內(nèi)容，是研究紅軍突圍所引起的后果以及應(yīng)該采取的防堵措施。為此，他們分頭通知江西省主席兼行營辦公室主任熊式輝、行營第一廳廳長賀國光、參謀本部高級幕僚林蔚等人趕往作戰(zhàn)室，參加蔣介石親自召開的軍事會議。由于熊式輝、賀國光、林蔚三人在本書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故筆者有必要向讀者做一扼要的介紹：

熊式輝，字天翼，于一八九三年出生在江西省安義縣萬家埠鴨嘴垅村。他早年思想上趨向維新，并崇拜康有為和梁啟超。后棄文習(xí)武，相繼入江西陸軍小學(xué)、南京陸軍中學(xué)，并以優(yōu)異的成績被保送保定軍官學(xué)校學(xué)習(xí)。一九二一年，又被廣東軍政府參謀部保送日本陸軍大學(xué)深造，并于一九二四年學(xué)成回國，遂晉見蔣介石，被蔣氏委任為第三軍軍官學(xué)校教育長。從此，他依靠蔣介石在軍中混跡，青云直上。第二次“圍剿”紅軍慘遭失敗之后，蔣氏在南昌設(shè)立行營，熊式輝被蔣氏委任為行營參謀長。也就是在這期間，他和楊永泰一見如故，不僅成為“新政學(xué)系”的領(lǐng)袖人物，而且為了推行“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反共策略，還向蔣介石提出了以宣揚“四維八德”來鼓吹反共理論的“新生活運動”，并組成了以蔣介石為會長、宋美齡為指導(dǎo)員、熊式輝為主任干事的“新生活運動促進會”。由于他乘坐飛機出事摔成瘸子，遂主動請辭軍職，又被蔣介石委任為江西省主席兼行營辦公室主任。毫不夸張地說，上述楊永泰的所謂功勞，都有熊式輝的一半。而今，蔣介石召開研究紅軍突圍動向的軍事會議，熊式輝無論是作為江西省的父母官，還是作為南昌行營辦公室主任，無疑都應(yīng)出席會議。

賀國光，字元靖，于一八九五年生于湖北省蒲圻縣趙李橋一個耕讀世家。后隨父入川，考入四川陸軍速成學(xué)校，與劉湘、楊森等川中名將同窗。辛亥革命之后考入陸軍大學(xué)深造，遂又參與鄂軍角逐功名。北伐軍興，改投蔣介石門下，參與軍機?！罢鲬?zhàn)中，賀上書建議，對于軍事、敵情、地形、民俗等等，都有所重要條陳，并有頗多卓越見解，多被蔣采納”。第四次“圍剿”紅軍失敗之后，他建議蔣介石在第五次“圍剿”中采取“碉堡戰(zhàn)”。其法為：“每收復(fù)一地，迅即以克難方式，廣修公路，密建碉堡，堡與堡間的距離，以目及彈及為度。在多不在大，重密不重堅，務(wù)使縱橫參錯，列羅成網(wǎng)，目力火力皆能交叉，一堡有警，四方響應(yīng)，逐步前進，逐步圍剿，使包圍圈逐漸縮小，然后聚殲”。一九三四年一月，“賀策定東、北兩路軍合圍計劃，得到了蔣的同意，立令實施”。東路軍在福建相繼攻陷建寧、永安、連城，北路軍按計劃于四月下旬占領(lǐng)廣昌。此次蔣介石北巡，賀國光留守行營，待到他獲悉紅軍有突圍的跡象后，立即電請蔣介石南返。當他接到出席軍事會議的通知之后，立刻趕到作戰(zhàn)室，把有關(guān)的電文、材料備好，置于蔣介石的座位前。恰在此時，參謀本部第二廳廳長林蔚走進作戰(zhàn)室，他笑著問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