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蔣介石講了他在日記中所做的這段檢討：“此次失敗之最大原因，乃在于新制度未能成熟與確立；而舊制度先已放棄崩潰。在此新舊交接緊要危急之一刻，而所恃以建國救民之基本條件，完全失去，是無異失去靈魂，焉得不為之失敗?！?br>　　
　　接著，蔣介石又對所謂本黨改造方案，特加研讀。他從三民主義理論到社會實踐，進行了全面的論述。最后，他講了如下這段話：“一切以組織為主，紀律為輔。故組織應(yīng)在紀律之先。組織的對象：第一為人，第二為事和物（包括經(jīng)費在內(nèi)）。至于干部訓練與重建之方針，必須陶冶舊干部，訓練新干部。其基本原則：（一）以思想為結(jié)合；（二）以工作為訓練；（三）以成績?yōu)轺矶??！?br>　　
　　張群等人聽后感慨萬端！對此，蔣經(jīng)國在日記中寫下了這樣幾句所謂體會：“這是失敗基因的深刻檢討，亦是重整革命的正確方針；我們必須隨時隨地、至誠至謹加以領(lǐng)略，服膺與力行?！?br>　　
　　世人皆知，蔣介石絕對不是一位理論家，他一生的聰明全都用在“權(quán)謀”二字上了！上述的文字，只是說明這樣一個事實：就是力拔地兮的楚霸王，在他演出別姬戲的時候也會發(fā)出這樣的自問：“我為什么會走到這步田地？”我們權(quán)且不論蔣氏檢討的正確與否，就說在這瞬息萬變的國情大勢之中，又怎能容得蔣氏去自我檢討呢！因此，他捱過除夕之夜，就電令何應(yīng)欽、顧祝同、湯恩伯立即飛來溪口，秘密召開軍事會議。
　　
　　一月三十一日，也就是毛澤東在西柏坡迎接斯大林的特使米高揚的時候，蔣介石向飛來溪口朝圣的三位愛將發(fā)出指示：只和不戰(zhàn)，國家必亡。換言之，只有戰(zhàn)，才能和。為此，“將長江防務(wù)劃分為兩大戰(zhàn)區(qū)：湖口以西歸白崇禧指揮，總兵力為二十五萬人；湖口以東，歸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指揮，總兵力為四十五萬人。以上海、松江地區(qū)為防務(wù)中心，重點防守上海與杭州三角地區(qū)，而對南京地區(qū)則不設(shè)重防?！笔Y氏作如此軍事部署是有著一本內(nèi)心帳的，那就是“待將上海之金銀與美鈔運抵臺灣后，再放棄華東、華中，轉(zhuǎn)而退守臺灣，并于西北、西南地區(qū)繼續(xù)抵抗”。自然，他對這三位愛將的要求是：誓守長江防線到雨季到來之前，堅決做到劃江而治的政治局面。
　　
　　為此，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公開發(fā)表談話，宣稱中共如要渡江，本人“決以全力保衛(wèi)”，并稱“江防嚴密，絕無疏虞”。對所謂擾亂秩序者，“決依戒嚴法令，嚴于懲處”。
　　
　　正當蔣介石在溪口緊鑼密鼓地籌謀長江防務(wù)的時候，南京發(fā)來密電：李宗仁為籌組“上海和平代表團”已由南京飛抵上海。蔣氏聽后漠然一笑，不陰不陽地說了一句；“那就讓李德鄰去行使他的代總統(tǒng)的職權(quán)吧！……”
　　
　　李宗仁為什么要籌組“上海和平代表團”呢？起因是黃啟漢自北平飛返南京之后告之：關(guān)于南京提出的要求解放軍停止進攻的問題，葉劍英未作正面答復，只說向中共中央反映。這對李宗仁而言，無疑是有些失落感。為了繼續(xù)“敲和平之門”的同時進一步試探中共對“和”與“戰(zhàn)”的態(tài)度，他決計籌組“上海和平代表團”赴北平訪問。幾經(jīng)努力，所謂的“上海和平代表團”籌備就緒，代表人選暫定為顏惠慶、章士釗、邵力子、江庸和甘介侯五人。對此，黃啟漢認為“和平之門”是開著的，根本不需要敲；甘介侯卻認為是來一個宣傳“攻勢”，制造輿論，對促進和平是大有好處的；黃啟漢聽后認為這近似虛張聲勢，不是誠心誠意尋求和平的應(yīng)有態(tài)度；邵力子以黃之見為然；可是，李宗仁認為此舉還有一個“聯(lián)共壓蔣”的政治目的，故還是做了決定：“讓代表去吧，至少沒有妨礙?！?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