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逝世后，蔣介石背棄孫中山的三大政策，竊取了國民黨的領導權。

李濟深為了完成孫中山未竟的事業(yè)，努力促成國民革命軍北伐，擔任過北伐軍的總參謀長、第四軍軍長和北伐軍后方留守總司令。

他運籌帷幄，參與制定了“集中兵力、各個擊破”的北伐戰(zhàn)略方針；他智勇兼?zhèn)?，指揮廣東七個警備區(qū)，保證后方根據地的安全、保證北伐軍的軍需補給。

北伐后,李濟深出任中央政治委員會廣州分會主席，管轄兩廣、福建，威望日重。

然而，北伐雖然成功、舊軍閥倒了，蔣介石卻利用手中的權力實行獨裁統(tǒng)治，又成為中國最大的新軍閥。

1929年蔣介石為達到鏟除異己的目的，以“湘案”為借口，將李濟深囚禁于湯山。

李濟深在挫折和困難中逐漸認識到：單純軍事救國的努力，只會成為野心家實行獨裁政治的砝碼。

政治是統(tǒng)帥、是靈魂，只有實行孫中山的三大政策，實行國共合作才能挽救民族危機，化解國家內部政治矛盾，凝聚革命力量。

從此他致力于中國的民主政治，他呼吁恢復孫中山的三大政策，積極尋求與中國共產黨的合作，成為國民黨民主派的領袖。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李濟深反對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

的反動政策，主張堅決打擊日本侵略者。

他激于愛國義憤，支持蔣光鼐、蔡廷鍇率領十九路軍在上海打響正面抵抗的第一場戰(zhàn)斗。

淞滬抗戰(zhàn)爆發(fā)后，蔣介石調十九路軍到福建“圍剿”紅軍。

李濟深與十九路1軍集結國民黨民主派，主動同中國共產黨聯系，簽訂合作抗日協(xié)定，成立“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毅然舉起反蔣抗日的旗幟。

“閩變”

失敗后，李濟深在香港組織中華民族革命同盟，繼續(xù)從事反蔣抗日活動。

在歷史轉折的關頭，李濟深逐漸認識到，中國共產黨才是抗日救國的中流砥柱。

1936年中共發(fā)出通電，主張成立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

李濟深積極響應，他致電南京國民政府，要求實行團結抗日。

1937年抗日戰(zhàn)爭全面爆發(fā)，蔣介石迫于國內外輿論的壓力，電邀李濟深到南京共赴國難。

李濟深為了民族大義捐棄前嫌，與蔣介石合作。

他致函蔣介石，主張邀請毛澤東、周恩來、馮玉祥等參加組織最高國防委員會，共負抗戰(zhàn)大責；他告誡蔣介石，必須堅持抗戰(zhàn)、實行民主。

武漢淪陷后，蔣介石請李濟深出任戰(zhàn)地黨政委員會副主任。

李濟深主張用人不分黨派，邀請周恩來、張友漁等擔任該會政治委員和設計委員，開展抗日民主活動。

1940年，他出任軍事委員會桂林辦公廳主任。

雖然這是個無指揮權、無軍隊的機構，但李濟深在國民黨軍隊和政界中都有很高的威望。

他利用這個職位和聲望，堅持抗戰(zhàn)、堅持團結、真誠地與中國共產黨合作。

皖南事變后，他積極聯絡國民黨內部的愛國民主力量，維護國共合作，支持抗日民主運動，對共產黨員及愛國民主人士多方保護。

抗戰(zhàn)勝利后，全國人民都渴盼和平、渴望實行民主政治，而蔣介石于1946年撕毀與中國共產黨達成的《雙十協(xié)定》，向解放區(qū)發(fā)動進攻，再次把人民置于戰(zhàn)火之中。

李濟深領導國民黨民主派組織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繼續(xù)同中國共產黨合作，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開展反對內戰(zhàn)、反對獨裁、爭取和平民主的斗爭。

蔣介石曾三次開除李濟深的黨籍，并派特務暗殺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