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到了19世紀末，‘失敗者’卻成了一無是處者的代名詞?！边@種概念的演變，直接導致了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進行福利改革討論時，公眾對“不值得救濟的窮人”的憎惡。

顯然，強調自力更生及個人責任對美國是有益的，但是將經濟上的弱勢等同于一無是處則阻礙了美國社會保障的發(fā)展，而早在100年前這種社會保障就在歐洲廣泛存在了。在奉行個人主義的美國，對依靠集體力量應對較大經濟力量的需求被降到了最低甚至受到鄙視。然而問題是，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認為憑借個人力量就可以提升經濟地位的信念已無法準確反映美國人抑或眾多勤奮美國人的未來，那么這種信念是否束縛了我們的天分呢？

第二種思維方式主要是由戰(zhàn)后異常的繁榮滋生的。羅伯特·薩繆爾森將這種思維方式稱之為美國式的“優(yōu)越感”.。這種觀念認為美國是進步的寵兒，無窮盡的增長是我們應得的，包括貧窮、種族主義以及醫(yī)療保險不平等在內的種種社會問題都可以通過經濟增長獲得解決。這是一種經濟觀念上的“美國例外主義”美國例外主義（American.exceptionalism），1831年由亞歷西斯·托克維里提出。指美國因為具有獨一無二之國家起源、文教背景、歷史進展以及特殊的政策與宗教體制，所以其他發(fā)達國家無法與之比擬。評論家指責這不過是民族優(yōu)越感的一種形式。——譯者注..，認為美國總是可以免遭其他國家所遭受的痛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的大繁榮中，很多經濟學家及商界領袖身上開始流露出傲慢，他們錯誤地認為經濟周期被馴服了，衰退被徹底消除了。同時，伴隨這種“永遠增長權利”文化的是對相關責任的漠視。幾十年之后，這種“生而富足”的頑固觀念導致了過度膨脹的期望（戰(zhàn)勝貧窮、犯罪、毒品、癌癥等）與不可避免的失望之間的惡性循環(huán)，進而導致了公眾對相關機構及領導者信心的喪失，因為他們無法消除所有的社會弊端以滿足公眾的不合理要求。這種“傲慢自大”留下了大量“不能信任政府”的證據，這些證據沉重地壓在那些希望通過政府實現新目標的人身上，因而也使得今天的改革困難重重。

“后代將比我們賺的得多”的信念又帶來了第三個令人擔憂的觀念，即我們可以過著“超過收入水平的闊綽.....”，因為將來我們會賺足夠的錢以解決所有問題。這種觀念代表著美國早期觀念的巨大轉變。早在1976年，丹尼爾·貝爾就曾指出：“20世紀的資本主義世界出現了驚人的社會轉變，消費替代生產成為資本主義的支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