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票號的幫助，官吏的許多欲為之事是難以成功的。他們要想升官發(fā)財、存儲臟款，必須有票號予以運籌。同治年間，左宗棠降收了董福祥，任以新疆陜甘總兵，后升提督，軍餉調(diào)撥頻繁需要有人經(jīng)辦，遂通過朋友與蔚豐厚票號商議，由蔚豐厚派人在迪化設(shè)立分號，經(jīng)匯存董福祥軍隊軍餉，蔚豐厚票號積利甚多，董福祥私蓄亦達十幾萬兩。安徽蕪湖道童某卸任返鄉(xiāng)時，將在任所搜刮的臟款十萬兩，交蔚豐厚票號匯回原籍重慶，每年支取一萬兩，十年取完，不計利息。

有名的光緒八年（1882）“戶部云南貪污案”，也是由票號參與進行的。在捐職監(jiān)生、天順祥票號經(jīng)理王敬臣和捐職布政使理問、平遙乾盛亨票號經(jīng)理閻時燦的積極幫助下，云南省糧道崔尊彝和永昌府知府潘英章通過辦理云南報銷，由昆明匯京白銀185000兩，以八萬兩賄賂戶部、工部官吏16人，打通關(guān)節(jié)，崔、潘二人除在京購買奇珍異寶及揮霍浪費之外，還有部分銀兩又匯回原籍藏入私囊。

清代官吏將貪污受賄所得贓款存儲票號，各地皆然。1893年（清光緒十九年），蔚豐厚、協(xié)同慶票號成都分號收存了四川官員徐春榮、錢玉興納賄之款。徐、錢二人由于有人上奏而遭到查處。經(jīng)調(diào)查二票號底簿及票號管事人，徐春榮自1890～1893年，先后存過銀一萬兩，匯過上海及轉(zhuǎn)浙江銀共47000余兩。錢玉興先后存過銀11000兩，匯過安慶等處銀7300余兩。1916年蔚豐厚票號改組蔚豐商業(yè)銀行時，袁世凱就以其弟袁世輔的名義在該銀行投資入股100萬兩白銀。但袁及各官吏在表面上和公開場合，卻把自己打扮成兩袖清風、廉潔奉公的“清官”。袁世凱還借此“整”了一伙“貪官”。

1901年（清光緒二十七年）慈禧太后從西安“回鑾”北京。當時帑藏一空如洗，西太后飭令直隸總督、北洋大臣袁世凱籌款維持。袁世凱欲使所屬各官僚捐獻巨資，于是在署設(shè)盛宴邀飲各官員。席間說出意圖，不想這些官員聞聽爭相訴苦，說所得俸金不敷需用，一個個婉言謝絕。袁世凱大為不快，他考慮半天，想出一計。

一天，袁世凱派一得力精明之人找天津蔚長厚票號掌柜甲某，聲稱現(xiàn)有大宗公款要存儲。掌柜詢以需息金多少，來人說三分。掌柜說：“敝號存款，利息最多不過八厘，若要三分，實在不敢負擔。”來人又說：“這是官款，不可以他項論。”掌柜說：“敝號慣與官場往來，……”接著舉出某藩司30萬，某阜司20萬，某道員、某總辦、某統(tǒng)領(lǐng)各有所儲，先后不下百余萬，其息率皆五厘六厘暨七八厘不等，無有出一分以外者。來人說：“我不相信?！闭乒裾f：“如疑吾言有偽，取簿呈核如何？”來人點頭，甲某即取來賬簿正欲展閱，忽聞報告有客謁見。此人乘機對掌柜說：“我把此簿冊帶回讓袁總督檢閱后，他便相信你所言非虛，我也好交差?！?/p>

數(shù)日后，掌柜派人入署取簿，得到的回答是：“總督尚未過目，隔日再來?！边@樣往返數(shù)次，還沒取上，其時已屆新年正月上旬。清朝慣例，每屆年初，印委各官，必赴督轅賀喜。一日，袁見賬簿上列名者已齊于署，于是同時傳見，并留他們飲宴，席間又提及籌款事宜，這些官員還是訴說窘狀，以實在拿不出錢相應(yīng)。袁世凱當即變臉說：“我已知諸等各有巨資儲蓄晉商蔚長厚票號，為什么還要哭窮呢？”袁世凱遂即從袖中取出簿冊示以眾人。這些官員哪敢承認。袁世凱說：“我想你們決不會有這樣的造孽錢，定是奸商假托公等名義?！庇谑邱R上打電話召票號掌柜到署，厲聲叱道：“剛才我已遍詢各大人，都說并無巨款存你號之中，你為什么要假用其名呢？這種事情必須嚴厲懲處?！闭乒窀┦谉o言可答。袁又說，既為人假冒，此款理應(yīng)入官。于是不容置辯，派員隨掌柜去，按賬簿所載存款人存儲數(shù)額，盡數(shù)提取，共約105萬兩。明知這是袁世凱的圈套，但這些官員只好啞巴吃黃連。

當然這只是個特例。一般來說，票號對于官吏個人的私款，受賄的橫財是嚴守秘密的，賬簿根本不示于人，一旦遇到查抄處分，票號絕不實告，或轉(zhuǎn)匯原籍支取。至于任上的公款，按清朝定例，在京則存戶部，在省則存藩庫。但官吏多將其公款存蓄票號，好做私下的人情。這樣，官僚在票號的支持下，既獲得了高官厚祿，又有了藏富的保險柜；而票號則不僅取得了大量公私款項的存放，擴大了其營運資本，且取得了官僚的政治保護。二者互為利用，朋比為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