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會變革大潮的推動下，隨著商品經濟的沖擊、城市建設規(guī)模的不斷擴大和商品交換條件不斷改善，北京的工商業(yè)在晚清時期達到了封建時代的頂峰。

毫無疑問，一座城市人口數量的增加意味著購買力的增長。由于人口統(tǒng)計的口徑、方法不同，從商業(yè)的角度來看，北京的人口統(tǒng)計在20世紀以前大體上只具有參考意義。1910年（宣統(tǒng)二年）時，北京常住人口據統(tǒng)計有785442人，這是民政部的統(tǒng)計調查結果，也許是一個比較確切的數字（不過我們認為，這個數字是有遺漏的，因為到1913年時人口幾乎翻了一倍。3年時間人口翻番，從當時的社會情況來看，并沒有發(fā)生大的移民潮，那么這種人口來源的合理解釋只能是原來的統(tǒng)計疏漏。換個角度看，僅就當時的經濟水平而言，一下子要為這成倍的人口提供衣食住行諸方面的需求滿足恐是不可能的）。此外，作為都城以及商業(yè)中心城市，北京本來就有來自國內外的大量流動人口出入停留，而在晚清時期隨著政府管理的放松和政治經濟交流的擴大，北京的外來人口數量急劇增加，因此市場購買力十分旺盛，無論是日常生活用品還是各種奢侈品，在這里都有持續(xù)不斷的需求，這自然要求市場的范圍和商品的品種不斷擴大。

作為首都和歷史文化古城的北京在近代依然是一座消費城市，其工業(yè)始終沒有得到長足的發(fā)展。北京由于其獨特的人口結構比例，注定了它是一座消費性質的城市。城市工業(yè)生產的基礎是基于集中全國精華而存在的官營手工作坊和工場，只能制作些應付民生所需的日常用品。盡管這里的手工業(yè)產品在清代就以京貨之名享譽海內、獨步天下，但始終沒有能夠形成真正具有規(guī)模且結構合理的近代工業(yè)。

由于聚集了大量的消費人口，北京城市的商業(yè)、金融業(yè)及服務業(yè)的發(fā)展遠比工業(yè)要快，競爭也相對激烈。北京仿佛具有多重面目，它是一個達官貴人的北京，也是一個文人雅士的北京，更是一個平頭百姓的北京，因此各類需求，應有盡有，它的商業(yè)種類一直就十分豐富多樣。到了近代，為了適應時勢和因應各類人等的消費需求，行業(yè)種類更是大量增加。這種增加，實際是商業(yè)競爭的直接結果。在近代北京商業(yè)經營的歷史中，最豐富多彩的故事總是出現在競爭激烈的商品流通或者服務行業(yè)中。

20世紀初，北京社會的各種經營行業(yè)大量增加。據《京師總商會各行商號》統(tǒng)計，在清末宣統(tǒng)年間也就是1909年到1911年之間，北京商業(yè)領域中已經出現了40個行業(yè)，4541家正規(guī)的商鋪。各具特色的字號店鋪鱗次櫛比、種類繁多，在以描述清末店鋪為主的《老北京店鋪的招幌》一書中收集了200多家店鋪招幌的彩繪，從中可以具體看到食品、服飾、日用百貨、珠寶、文具等一些有代表性的主要店鋪類型、標志和稱謂。真所謂“民以食為天”，我們看到當時僅食品業(yè)店鋪就可細分為：糧店（行）、切面鋪、面食鋪、面鋪、饅頭鋪、掛面鋪、餑餑鋪、煎餅鋪、粗飯鋪、點心鋪、糕點鋪、老醋坊、米醋作坊、粉店、香油鋪、油鹽店、老酒店、醬園、姜店、油坊、肉鋪、醬肉鋪、筍鋪、燒酒鋪、奶茶鋪、面筋鋪、醬肘子鋪、水產海味店、鼻煙鋪、煙鋪、煙店、茶莊、茶葉鋪、泡水店等。從食品銷售的專業(yè)化程度來看，我們不難領會當時商品競爭的激烈。

另外，服飾業(yè)的店鋪有：布鋪、綢緞布莊、熟皮房、皮貨莊、成衣鋪、裁縫鋪、鞋鋪、鞋面布店、鞋底兒作坊、木頭底兒鞋鋪、靴鞋店、老襪店、襪子鋪、帽鋪、帽店、草帽店、老翎店、馬尾鋪、假發(fā)鋪、辮繩鋪、馬尾纂鋪、包頭布鋪等。日用百貨類的店鋪主要有：煙袋鋪、針鋪、棉花鋪、絨線鋪、梳篦店、線麻店、絳帶店、掛鏡店、油布店、燈草鋪、老蠟鋪、香燭鋪、紙張鋪，席鋪、竹簾鋪、籠屜鋪、油簍鋪、筐鋪、木桶鋪、風箱鋪、油漆鋪、刷子鋪、顏料店、鞭炮鋪等。珠寶、金融及手工業(yè)類的店鋪主要有：珠寶店、金店、銀號、首飾樓、錢鋪、古玩鋪、當鋪、銀錢店、爐房、匯票莊、眼鏡鋪、銅器鋪、銅錫鋪、錫器鋪、銀碗鋪、刀剪鋪、毯氈鋪、地毯鋪、撣子鋪、玻璃玩具店、火鐮鋪、彈弓鋪、軍刀鋪、弓箭鋪、響器鋪、樂器鋪、鼓鋪、花鋪、燈籠鋪等。文具、醫(yī)藥以及其他類型的店鋪有：筆墨店、書鋪、扇畫鋪、裱畫鋪、貴藥店、藥店、眼藥店、剃頭鋪、客店、澡堂、估衣鋪、馬纓鋪、冥衣鋪、官車鋪、鏇活鋪、車皮件鋪、車料鋪等。這些基本上囊括了北京當時的各種商業(yè)、服務業(yè)經營類型。當然，由于時代的變遷，一些店鋪當時的稱呼與今天的理解已經不一樣了，經營內容也有交叉，例如當時在內城東、西四牌樓的家具鋪稱為嫁妝鋪；經營批發(fā)的大藥店叫做貴藥店；油布店兼售雨傘；冥衣鋪兼營裱糊頂棚；被稱為姜店的店鋪同時經營土特產、蔬萊等等。

店鋪內容的豐富當然是反映了人們需求內容的豐富。商品的供給與需求往往是互為因果的。在此我們可以看到，其中許多奢侈的商品及服務顯然是為有錢的上層人士服務的，而這恰恰是北京獨特的人口結構所具有的獨特需求的反映。

隨著大量洋貨涌進北京，到20世紀初，北京城里也已經有了幾百家專銷或者附帶銷售洋貨的店鋪。北京雖然不是開放的商埠，但那些外商洋行、店鋪在北京開設，政府并不加以干涉。當時，外國洋行大多集中在東城，例如英國的怡和洋行、安利洋行，美國的慎昌洋行，德國的禪臣洋行、禮和洋行，日本的三井洋行、三菱洋行等，都在北京設立了分行，直接從事進口商品的運售。有的規(guī)模做得很大，如英國煙草公司在1900年（光緒二十六年）至1910年（宣統(tǒng)二年）的十年間，先后在北京城內和京郊的海淀、通州、長辛店等處設立了九處代銷商號和棧房，該公司還招了一批中國雇員專門從事煙草推銷。

在北京做生意的外國商人中，最初是以歐美商人為主，他們除了開設洋行外，多是一些雜貨商人，其次是經營旅館業(yè)，還有少數的古董商、鐘表商等。1900年以后，北京的日本商人數量逐漸增加，他們的經營范圍更廣，從洋行到書籍、文具、照相、旅館、餐館、藥店等等，甚至進入了中國傳統(tǒng)的當鋪業(yè)，僅1903年（光緒二十九年）一年，日本商人就在北京開辦了五家當鋪。日本商人除了自己獨資經營以外，也比較多地采取與中國商人合作經營的方式：位于前門大街的西海洋行就是日商西鐵次郎與中國商人聯營的雜貨店；專售石油的元記洋行也是日商渡邊與中國商人合營。

到清末民初時期，北京的一些商業(yè)企業(yè)規(guī)模已經發(fā)展到了一定的水平。北京以往商店里經營商品的種類很有限，而且商店類型以及商品配備傳統(tǒng)相沿，改變不大。那時整個社會的生活水平不高，廣大市民購買的主要是維持基本生活需要的商品。而且一般的顧客大都是當地居民，比較了解商店和店主的情況。因此店鋪除了在門前立招牌、掛幌子之外，不再進行其他形式的促銷活動，也不講究營業(yè)現場的物質條件。    

傳統(tǒng)的舊式商店，大多面積狹小，所用器具粗制簡陋。墻邊擺放幾個木制貨架，很高的柜臺，靠近店門擺放，幾乎沒有供顧客活動的地方。有的店主甚至將售貨的柜臺放在門口，買東西的人被攔在外面，這可能是直到今天有的北京老人仍然把柜臺叫做“攔柜”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