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隨即護國戰(zhàn)爭爆發(fā)，裁軍遂成虛話。陳宦只得回過頭來，又將周駿第一師緊急恢復成兩旅（熊祥生旅及特科不變，增加黃鵠舉旅）。

故至護國軍入川時，川軍情況如下：

周駿第一師，分駐重慶、瀘州；

劉存厚第二師，分駐敘永、成都；

新編的第一混成旅黃鵠舉（四川武備）部，駐江津（后并入第一師）；

第二混成旅鐘體道（四川武備轉(zhuǎn)陸大）部，駐順慶（今南充，后升為第三師）。

此時川軍各部在名義上雖服從于袁世凱、陳宦，但雙方矛盾甚深。故一待護國軍入川，川軍便紛紛叛離——先是劉存厚于1916年1月31日在瀘州納溪率先倒戈反袁，稍后鐘體道也于5月初在川北宣布護國。

老袁亦深知川軍靠不住，故護國軍出師北上后，他即于1916年1月5日動員北洋軍大舉南下，兩路出師討伐云南：一路以虎威將軍曹錕督北洋軍主力一部入川，對陣蔡鍔；另一路則以馬繼增率北洋第六師和第十八混成旅南下入湘，擬自湘黔道入黔，以側(cè)擊云南，威懾貴州。

就主戰(zhàn)場四川而言，入川北洋軍共計有曹錕的第三師主力吳佩孚旅，張敬堯的第七師全部，第八師王汝賢旅等部，再加上陳宦帶進四川的馮玉祥等三個混成旅和其他一些零散部隊，僅麇集于四川一地的北洋軍主力即達四萬余人。

當時北軍素輕滇、黔軍，每每稱一兩師兵力便足以平定云貴，袁世凱此次單是動員北洋嫡系部隊就達到三個整師另四個混成旅的規(guī)模，也不可謂輕敵了。

與北洋軍的宏大陣容相比，護國軍則備顯寒磣。

且舉出四川的蔡鍔一路為例。

此路雖然聲勢浩大，但人馬卻少得可憐（李烈鈞那路就更是說不得了——他手里的人馬還是這路挑剩下的），對外號稱是一路軍，實際不過五千來人，更要命的是，該路所攜彈藥不敷一月之用，軍餉亦不足兩月……

原來護國大義之下，乃是掩不住的寒酸！

須知云南之窮，有清一朝都是有名的。自清末始建新軍起，便需四川協(xié)餉，年供八十萬兩白銀方足用。而此次護國起事，經(jīng)濟上僅有李烈鈞從南洋華僑處募得的三十萬元，再加上羅佩金盡數(shù)變賣家產(chǎn)，亦不過湊得十二萬元，合計四十二萬元，其不敷用度，可想而知。

可盡管財困兵寡，蔡鍔敢于北伐，也不是全無底氣的。

首先，云南地勢偏僻險要，縱使進不能攻，退亦可守，即使不能逐鹿中原，也大可以割據(jù)稱雄。

其次，滇軍論數(shù)量雖然只有兩師一旅，加上警備隊共四十營的兵力，但其部隊素質(zhì)，則遠勝于急速擴充后的北洋軍。滇軍中的高級軍官，大多是日本士官學校出身，而中下級軍官，也均是云南講武堂畢業(yè)，學術優(yōu)良，思想純正，又具有革命精神，絕非北洋系那些老朽不堪的大煙鬼可比。

再次，滇軍所用的軍械，也均是清末購自德國克虜伯廠的精良產(chǎn)品——單是光緒末年，云貴總督錫良就向德國訂購了管退山炮五十四門，每門附彈一千發(fā)；馬克沁機槍四十九挺；新式五子步槍一萬多支，每支附彈一千發(fā)；十響手槍一千多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