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是在十多年前，初到日本的時候，我和一位日本學者談起20世紀前半期的中日文化交流歷史，他曾說：當時中國人到日本學習，大都是為了透過日本看歐美，很少有人想研究日本本身，日本只是被當作窗口利用。類似的說法，后來也不止一次聽到其他日本學者說過。他們的話里話外似乎都不無一點抱怨，但確實道出了一部分實情。

這有很多例子可以舉出。如張之洞1898年撰寫的《勸學篇》，在"外篇·游學第二"章里就說到："至游學之國，西洋不如東洋。"為什么呢？除了東洋路近省錢、東洋文容易習得之外，張之洞還提出了一條重要理由："西學甚繁，凡西學不切要者東人已刪節(jié)而酌改之。中、東情勢風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無過于此"。也就是說，東洋日本是學習西洋學問的一條捷徑。張之洞是清末著名的洋務派領袖人物，尤其在戊戌變法失敗之后，位高權重，言行皆影響朝政，20世紀初中國大批青年留學日本，當然與張之洞的主張不無關系。

不僅是張之洞之類的在朝權臣，在野的維新派領袖梁啟超也有類似的思路。1898年梁氏流亡到日本，先后創(chuàng)辦《清議報》、《新民叢報》，發(fā)表了大量介紹盧梭、培根、達爾文、亞當o斯密等西方思想家以及西方社會、文化制度的文章，相當多的文獻依據來自日文譯本。同樣的思路一直延續(xù)到后來的青年留學生。如眾所知，1906年魯迅"棄醫(yī)從文"之后，和其弟周作人翻譯出版《域外小說集》（1909年），收錄作品十六篇，分別選自英、美、法、俄羅斯、波蘭、捷克、芬蘭等國，卻沒有選入一篇日本小說，似乎也可以說是"取徑東洋學西洋"的結果。

"取徑東洋學西洋"是20世紀前半期的時代風潮，也是這一時期中日文化o文學交流史的一個特點。最近已經有學者注意到日本這個"窗口"或曰"中轉站"在"西學東漸"過程中的作用，從理論的跨文化旅行角度，考察西方的理論、概念經過日語轉到中文世界時所發(fā)生的種種變異，提出許多頗具創(chuàng)見和洞見的觀點。在這樣的學術視野里，"窗口"呈現出特殊的意義。西學東漸，經過日本的中轉，還是沒有經過這個中轉，其曲折和復雜的程度是不同的。日本這個"窗口"，不是連通西學的透明通道，它有它的視野框架，受制于日本的歷史語境和時代風潮。在日本"已刪節(jié)而酌改"（前引張之洞語）的西學怎樣被中國人理解、吸納和改造，在中文世界中產生了怎樣的意義，無疑是比較文化與文學研究的誘人課題。

但我還要特別說明，其實，無論是梁啟超一代，還是魯迅一代，都沒有僅僅把日本當作"窗口"，都沒有忽略對日本本身的研究。特別是魯迅，在他的評述、譯介外國文化和文學的著述中，日本占了很大比重。并且，由于他留學日本而不拘囿于日本，放眼世界，廣泛汲取各國文化，然后返觀日本，也就有了不同尋常的眼光。魯迅選擇翻譯的日本文學作品與理論著作，以及他所做的評斷，之所以精慎而獨到，原因蓋出于此。20世紀后期，中國推行改革開放政策以后，又一次涌現留學日本的浪潮。時代變遷，社會發(fā)展，現在當然不會有人把日本作為學習西學的一條簡捷途徑了，但令人擔憂的問題也潛藏在這里，特別是對專門學習、研究日本文化的人來說，會不會因此而過于專注日本本身，忘記了抬頭矚望廣闊的世界？為了避免陷入這一誤區(qū)，把日本文化和文學放在世界格局中，從多元的文化視點去考察、分析，應該成為我們的自覺意識。正是基于這樣的認識，我才在這里舊事重提，談論當年日本作為西學東漸的"窗口"的意義。

（2002年，魯迅先生留學日本一百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