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幸的消息傳來的時候，我的頭頂轟鳴作響，心里只有艾略特的一句詩在反復縈回：四月是最殘忍的月份。當然那時已經是夏季。以前讀《荒原》，總覺得開篇這句很難索解，現(xiàn)在卻突然醒悟，無論四月這個月份有什么歷史出典，首先肯定和艾略特個人的某段慘痛經歷有關，雖然這只是我的直覺，但我想大體不會有錯。而現(xiàn)在，1998年炎熱的夏天，對我來說就是永難忘懷的一個殘忍季節(jié)，窗外暑氣炙熱，蟬聲噪人。

但留在記憶深處和張立國老師促膝交談的場景，總是在一個冷風瑟瑟的房間里。八十年代初期，東北師范大學中文系局促在一座灰色的小樓里，小樓的二層，有一個狹小的房間，就是我們的茅盾研究室。研究室成員三人：孫中田先生，張立國老師和我，其中兩個人"住室"工作。張老師的家屬遠在外地，還沒遷到長春市內，而我在青年教師宿舍的床位，則讓給了一位即將結婚的同事。居無定所的日子，搬了幾張長條椅子，放進研究室里拼成兩張床，我和立國老師開始以"室"為"家"。樓壁單薄，暖氣微溫，研究室又在陰面，冬日里總是冷颼颼的。好處是離資料室近，可以把一些原版的書刊如《小說月報》、《民國日報》、《晨報副刊》等借來翻閱。我們點了一支兩百度的燈泡，為了照明，也希冀能取得一點溫暖，但讀書到夜深時卻仍然凍得跺腳，于是，立國老師，或者我，就會拿出床下的白酒瓶子說：怎么樣，喝一杯？下酒的只有醬油和幾片白菜，我們卻喝得有滋有味，邊喝邊聊，常常是談剛剛讀過的書中內容，談到高興處，立國老師便發(fā)出平日少有的富有感染力的開懷笑聲。若干年后，我離開了長春，我們各自的生活條件都有所改善，見面時偶爾還會談到那間小小的研究室，談到冬日夜晚的寒冷，但談論這個話題的時候，我們的心里都是暖融融的，那難忘的歲月……

我很慶幸那段歲月的艱辛，使我有機會和立國老師近距離交往，結成了忘年之交。我是立國師的學生，在留校任教以前，我曾聽過他的課。立國師的專業(yè)是中國現(xiàn)代文學，但不知為什么，那時給我們講的卻是中國現(xiàn)代史，可能是現(xiàn)代史專業(yè)的老師病了，請他代課吧，但立國師課卻上得十分投入，不僅把頭緒繁雜的現(xiàn)代史整理得條分縷析，還特別注意從生動的細節(jié)和形象的場面切入，把重大的歷史事件講得如同娓娓動聽的故事，這無疑讓我們這些學文學的學生感到格外親切。也就是從那時起，我感受到了立國師對現(xiàn)代史的濃厚興趣。茅盾研究室的工作展開后，立國師的治史興趣仍然不減，他研究茅盾的小說，從不局限在小說文本本身，而是把視野擴及文本周邊和文本背后，廣泛查閱和茅盾小說相關的社會歷史資料，將之與小說內容進行參證，不僅探尋出茅盾寫作的素材來源、人物原型，也暴露和糾正了以往文學史上一些所謂定論、通說的偏誤。如關于《幻滅》，以往都認為其中的社會事件只寫到1927年"'武漢政府'蛻變前夕"，立國師則以扎實的內證和外證，證明小說實際上寫到了"1927年'八一'南昌起義，"并指出《幻滅》是"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反映這一事件最早的一部作品"，從而由"一個時間上的'小'問題"，切入到對《幻滅》主題和基本情調的整體闡釋（《關于〈幻滅〉評價的幾個問題》）。論及《動搖》，立國師也是從考察小說素材來源入手，推倒成說，就該作品所描述的"歷史真實"問題，提出了具有堅實依據的見解（《論〈動搖〉的歷史真實》）。立國師這種以史證文（文學/小說）的方法，應該屬于社會歷史批評的范圍之內，而他用以衡文的"歷史"，并不是一般歷史教科書上的幾條現(xiàn)成結論，而是在認真搜尋、查閱大量原初史料并加以精細考辨的基礎上，對歷史語境盡可能接近原貌的復原。他的時間和精力，用在考史上的，絕不少于用在評品文學方面的。那正是人們反感庸俗社會學批評的時候，張老師卻不肯繞道走，而是正面探索重新建構社會歷史批評的途徑，這種硬碰硬的做法，決定了他為文的審慎，寫作產量也不可能很高，特別是在庸俗社會學批評連帶了所有社會歷史批評名聲的氛圍中，他在文史參證的文字中或隱或顯涉及到的富有方法論意義的命題也就不大容易被人們注意到，這是很讓人惋惜的。而現(xiàn)在看來，無疑是這些潛在的命題：諸如文獻記載、歷史建構與文學敘述的關系，文學批評在文本意義產生過程中的作用等等，更值得重視，也是立國老師的文章至今仍保有學術價值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