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東市委黨史研究室決定編輯出版《張聞天在遼東》，我以為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因為在我看來，聞天同志的革命生涯中有兩段時間顯得最為輝煌。首先當然是1935年遵義會議后擔任黨中央總書記的幾年。那時他正年富力強、風華正茂，已擺脫了“左”的錯誤，在主持中央工作中得以充分發(fā)揮他的聰明才智，為實現(xiàn)中國革命的戰(zhàn)略轉(zhuǎn)變、開創(chuàng)抗日戰(zhàn)爭的新局面，作出了歷史性的重大貢獻。其次就是在東北先后擔任合江和遼東兩屆省委書記期間。雖然一個省的地方不大，但是工作比較全面，具有一定的獨立自主性，因此也容易展現(xiàn)他的才能。聞天同志在遼東時，年齡還不滿50歲，工作起來精力充沛，并且老練成熟。在不到一年的時間里，他領導全省工作完成從戰(zhàn)爭向以經(jīng)濟建設為重心的全面轉(zhuǎn)變，一些創(chuàng)造性的經(jīng)驗和主張對全國也有影響。

我在張聞天同志直接領導下工作十余年，是從遼東開始的。那段時間雖然不長，但給人留下的印象卻非常深刻，每當回首，總是感念不已，為之動情。但是由于我當時從事下面的部門工作，對全面情況并不了解，因此只能談點個人同他的一些接觸，雖然顯得零碎，卻也反映了他工作和生活中的某些側(cè)面。

一，先期接觸

我是1949年5月調(diào)到遼東省工作的。在這之前曾經(jīng)同聞天同志有過幾次接觸，所以可算是早就認識了。1941年4月，延安整風前夕，聞天同志為了了解抗日軍政大學的教育情況約我談了?次話。那是在他所住楊家?guī)X的窯洞里，劉英當時也在座。他問我答，談了一個上午，他還一直仔細作著記錄。中午，我被留下吃飯。他們是小灶，每人有四個小饅頭。他們知道我是大灶，只吃小米，所以就把饅頭全部讓給我，自己去吃小米飯。這次接觸給我留下了兩點難忘的印象。一是聞天同志非常重視調(diào)查研究，對了解下面的實際情況抱有滿腔熱情。二是作風平易近人，毫無架子，能同下面同志平等地討論問題。

1945年日本投降后我被派往東北工作，途中湊巧遇到聞天、劉英同志，并且同乘一列火車。由于當時鐵路破壞嚴重，火車用水要盆端桶提，加之?煤改燒豆餅，所以走走停停，到平泉干脆就不走了。后來他們和高崗、李富春等人改乘汽車東去，我則隨部隊行軍到錦州再上火車。幾天后到沈陽找東北局報到，不期又碰到劉英同志。她說，她和洛甫要去北滿工作，問我愿不愿意去。我當時并不清楚北滿是什么樣的地方，但一想，既然洛甫同志可以去，自己有什么不能去的，因此表示愿意同往。于是劉英就答應為我去作安排，并要我抓緊改換行裝，準備一兩天后出發(fā)。那時沈陽、哈爾濱等地為蘇軍占領，秩序極為混亂，偽滿殘余和國民黨地下勢力活動猖獗，街上槍聲不斷，解放區(qū)的裝束往往會成為他們槍殺的目標?去北滿的干部無部隊護送，只好都化裝成商人、教員等平民百姓模樣。張聞天當時的裝束就儼然一位大學教授。

11月26日，去北滿的人編成一個干部隊，從沈陽出發(fā)。方強任隊長、王鶴壽任指導員，成員除聞天、劉英外，還有高崗、李富春、李大章、張策、彭敏等二三十人。乘坐的火車雖是悶罐子，既無暖氣，也沒座位，但大家情緒很高，聞天同志一路都是有說有笑。當時鐵路由蘇軍管制，晚上車到長春竟不讓走了。高崗自報奮勇、要我陪他進站交涉。管長春火車站的是個蘇軍大尉，他一眼就看上了高崗所帶三節(jié)電池的手電簡。大概是沒有見過，非常喜歡?要求送他“留作紀念”，但高崗執(zhí)意不肯，于是又回到車廂。當大家了解這一情況后，都力勸高崗割愛。聞天同志說，“老高，一個手電筒值幾個錢，送給他吧。讓他放我們走”。高崗表示，他不是舍不得手電筒，而是不愿對蘇軍這種違犯紀律的事作出讓步。但在大家的一再堅持下，他還是拿出手電筒交我送去。蘇軍大尉得到禮物后，二話沒說，就指派一輛機車只拉我們這節(jié)車皮直奔哈爾濱，一站未停就到達目的地。

哈爾濱，聞天同志即同先期到達的陳云同志會合，12月初又赴合江出任省委書記去了。我則留在松江省做群眾工作。從此分手，直到三年半以?又在安東相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