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清查“胡風分子”到肅反

張聞天回到部里不久，就開始了清查胡風分子的運動。他沒有讓我做任何事，所以我對部內(nèi)和社會上怎樣抓?風分子，實際上并不清楚，到現(xiàn)在印象也還是模糊的。但是很快，運動就轉(zhuǎn)變?yōu)榇笠?guī)模的肅反，主要對象是知識分子。而外交部不但知識分子成堆，而且出身經(jīng)歷或社會關系復雜一些的人又比較多，自然就首當其沖。運動開始不久，我就隨張聞天去北戴河寫稿子去了。一個月以后回來，張聞天已發(fā)現(xiàn)肅反運動搞“左”了，不但懷疑對象太多、打擊面過大，而且還出現(xiàn)許多違法亂紀現(xiàn)象，如私開人家抽屜進行檢查，用“疲勞戰(zhàn)術”談話，甚至還有個別打人的。我一聽說，首先產(chǎn)生的一個感性認識就是：延安的搶救運動又來了。那次是由王實味引起，這次是胡風引起的?而且掛帥的又是主管宣傳教育、給人印象一直是極左的陸定一，心想這一下知識分子可要倒大霉了。張聞天經(jīng)過了解情況后，就頂著領導上（陸定一和機關黨委）的“左”傾方針以至毛澤東的旨意(這時毛澤東正在批轉(zhuǎn)各地報告，推廣運動中反右傾思想的經(jīng)驗），公然批評說“運動搞‘左’了”，“現(xiàn)在應該反‘左’，不是反右”，真有點抗旨不遵，同毛澤東對著干了的意味了。他宣布停止群眾性的肅反運動，轉(zhuǎn)入專案審查。在糾偏中還要求對錯斗的干部賠禮道歉，做好善后工作。他批評運動缺乏實事求是精神，說不能為達到中央控制指標的要求而硬湊數(shù)。對于運動成績的估計，他堅決不同意運動辦公室所寫總結報告稿中“成績是基本的”這一公式化的標準提法，認為“不敢正視錯誤，或縮小錯誤而夸大成績都是不對的”。由于爭論很大，總結拖了兩年才做出。但全國的情況可就大不相同了。這次在正統(tǒng)史學上不大提或盡量淡化的肅反運動，其實后果是相當嚴重的。卷進去四百多萬人，連陸定一都承認打擊面超過了毛澤東規(guī)定的百分之五的指標。由于解放初期的鎮(zhèn)反和這次肅反，鎮(zhèn)壓和整錯的人太多，所以就成了后來民主人士和知識分子在大鳴大放中提意見較多的問題之一，結果一些人又因此被打成了右派。這也是運動環(huán)環(huán)相套的一個表現(xiàn)。

說老實話，張聞天不光是對這次肅反運動有些不以為然，就是對在這以前的那些運動，如鎮(zhèn)反、三反五反、批《武訓傳》、批胡適，也都有點持懷疑態(tài)度。因為根據(jù)我的了解，在那些運動中遭到鎮(zhèn)壓和被整挨批的人，一大半也是搞錯了的。而且后來的歷史還一再證明，這種運動每次都和延安搶救一樣，在運動中表現(xiàn)越積極、整錯的人越多，反而越得到信任，提升得越快。這就是為什么會造成“左”比右好的頑疾，還變成我們領導體制一個不可或缺的條件，不論什么人和怎樣說，這個老大難問題總是解決不了。

反右派

?1957年二月，我跟張聞天去東南亞視察使館工作。轉(zhuǎn)到印尼，國內(nèi)就開始了反右派。周總理開始電召張聞天回國主持外交部運動。但是這時駐緬甸使館的問題還沒解決，而且看樣子，張聞天對于搞運動也沒興趣，所以他就請求視察完駐印尼和駐緬使館再回去。后來經(jīng)過國內(nèi)的一再電催，在駐緬使館的工作也大體上告一段落，他們夫婦才于七月中乘飛機趕回北京。當我們回到外交部，只見大字報鋪天蓋地，反右派斗爭已經(jīng)搞得熱火朝天了。由于我是黨組秘書，必須列席部領導的有關會議，所以大小會我雖然一言不發(fā)，但對運動情況還是了解的。

張聞天回部主?運動，有些人已被劃成右派（包括浦山、俞林、薛謀洪、曹棉之、條法司的專家梅汝璈、凌其翰等）無法扭轉(zhuǎn)了。他接手召開的運動領導小組會，也都開過三十多次了。他在經(jīng)過了解情況后，就開始設法降溫，盡量保護一批知識分子干部。在會上他就不止一次地說過，劃右派一定要慎重，不能把一般認識問題上綱成政治上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如果一不慎重，給人戴上右派帽子，不但會斷送本人的政治生命，而且組織上也不好再使用他們，結果還不是給革命帶來了損失？他的辦法就是，對上（機關黨委）盡量應付，對下能拖就拖，總是說“再研究研究”。確實，當時?劃右派帶有很大的偶然性和隨意性。一個頗有才華或平時還算老實的人，只因為響應號召，在大鳴大放期間，或者其他什么時候，說了兩句被認為是出圈兒的話，于是就被戴上了帽子，一輩子受影響。例如我們回來后發(fā)現(xiàn)，西歐司專員盛之白（一位解放前參加革命的老干部）和美澳司專員俞林（一位小有名氣的作家）被打成了右派。原因是他們對干部的調(diào)動編了一個順口溜，寫成大字報。說是：“游擊隊長姚登山（姚為參贊，說他好像打游擊一樣，沒個固定地方），離開芬蘭到錫蘭（就是現(xiàn)在的斯里蘭卡），芬蘭錫蘭都是蘭，只差赤道北極圈?！钡鹊秸L轉(zhuǎn)入反右?，他們就被說成是惡毒攻擊黨的干部政策。但張聞天回來后，情況就變了，已很少再劃右派。如亞洲司專員謝爽秋，是個“三八”式的地下黨員，潛伏在國民黨的《掃蕩報》當記者，1944年隨中外記者團訪問延安時受到毛澤東的接見。不知由于發(fā)表了什么言論，亞洲司黨支部和群眾經(jīng)過揭發(fā)批判，堅決要求給戴上右派帽子。但按規(guī)定最后定案必須經(jīng)過部黨組審批，所以亞洲司會上會下多次提出，張聞天都以“再研究研究”或其他托詞給拖了下來，最后只給劃了一個嚴重右傾，沒戴帽子。

最有意思的是對陳翰笙的處理。陳是1925年的老黨員和著名學者，這時?國際關系研究所副所長，實際分工只管一個南亞組，人數(shù)不多，又在另外一個地方辦公。他被揭發(fā)出來的“右派”言論可實在不少，只是影響的范圍小些，也就是所謂“民憤”不大。幾次黨組會上討論，一些人根據(jù)他的言論都認為應劃右派。張聞天雖然不主張劃，卻又一時想不出什么理由，只是設法拖了一陣。最后他想了個辦法，說應該把陳翰笙當作黨內(nèi)的民主人士處理，因為他長期在外邊，很少過組織生活和經(jīng)受鍛煉，所以說話沒個準頭。大家也就接受了他這個不成理由的理由，決定不劃。陳翰笙后來常對人說，沒給他劃右派是周總理保下來的。這當然不是事實?其實他不了解，周總理對外交部肅反和反右派這類事情，除一般號召外是根本不具體干預的，連對長期在身邊工作的喬冠華和龔澎都不便出面保，何況他陳翰笙？直到很晚的時候，我才在醫(yī)院里把實情告訴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