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之同志走了，走得倉卒，走得利索，走得完全出乎朋友們意外，走得連他自己也毫無思想準備。

4月2日，他因咳嗽去醫(yī)院看病，一檢查，說是輕度肺炎，被留下住院。7日，來電話問我對伊拉克戰(zhàn)爭的看法,仍然是談笑風生，一如往常。我問他是否趕時髦得了“非典”。他說，恰巧相反，是典型肺炎。來時只當感冒，由于正好有空床，就讓他住下了。現(xiàn)在已有好轉(zhuǎn)，打算最近出院，只是院方還沒同意。12日問他病情時，他雖然還是滔滔不絕，但已有點氣喘，說是前兩天又得了感冒，發(fā)高燒，呼吸有點困難。卻又不無幽默地說了句：“看來也許大限已到，要去見馬克思了?！蔽乙查_玩笑地說，“按制度規(guī)定，以你的級別，見馬克思還不夠格?！辈袼僬f話，多休息。不想這已是我們間的最后一次交談，他的玩笑話也竟成讖語。14日得到他的病危通知，并告以病人已不能再開口說話。經(jīng)搶救無效，4月22日10時零5分完全停止呼吸。真是突如其來，禍從天降，思想界一代英才就這樣倏忽離開人世，連一句遺言也沒留下。只是留下了他對國家前途和世界形勢的無限關(guān)懷，留下了還有許多事情要做的計劃，包括出文集和寫生平。

人們很早就建議他出本文集，但他總以文章不多為由相推脫，直到最近才改變主意。還同意整理一部生平，并應(yīng)幾位熱心的年輕朋友之約作了口述錄音，但未經(jīng)過目修訂他總是放不下心來。至于想寫的文章就更多了。他做學問涉獵甚廣，對不少問題都想談點看法，只是有如朋友們所說，過分“愛護羽毛”，惜墨如金，不肯輕易下筆。我們也曾談到，魯迅還不到六十歲，“就因為在不知不覺中，記得了自己的年齡”，所以對想到要做的事隨即得出“要趕快做”的結(jié)論（見先生1936年9月5日所寫《死》，載《且介亭雜文末編》），何況我們已是八十年齡段的人。兩人確有同感，又都嘆“廉頗老矣”，寫東西越來越慢。大約也與年齡有關(guān)，他還經(jīng)常和我談到死的話題。對此他倒很看得開，一再說死倒不怕，就怕病成殘廢或癡呆，不但自己受罪，更要累及家人。所以希望，要走就走得干凈利落，千萬不可拖泥帶水。這次他還真利索地走了，雖使大家感到意外和悲痛，但在他，卻總算實現(xiàn)了個人的這點愿望。而且他的夫人張貽和子女也和他一樣，都表現(xiàn)得異常堅強和達觀。在他走后的當天下午，我去吊唁，借以對全家進行慰問。沒想到他們是那樣的鎮(zhèn)靜，反倒勸我節(jié)哀。這真使我感動，也令人寬心。

3月17日，一些同志相聚一起，開了個有關(guān)兩岸關(guān)系和祖國統(tǒng)一的座談會，我也接到通知，但因路遠遲到。進門一看，真可謂“坐中多是豪英”，只可惜大半已白頭。惟獨慎之全部黑發(fā)，臉無皺紋，如果走路不用拐杖，誰也不會相信他已年屆八十。會后他?我回家，路上提到有關(guān)周恩來的一本新書。由于我們都曾跟隨總理工作過，所以談來很有興味。他表示打算寫一篇評周恩來的文章，只是思想還不夠成熟。然后分手告別，互道珍重。不曾想到，這竟成了我們半個世紀之交的永訣。

我和慎之相識于1954年的日內(nèi)瓦會議。那時他是新華社記者，我是代表團文稿起草組的一個成員。日內(nèi)瓦會后即各奔東西，分頭忙自己的業(yè)務(wù)去了。1957年他得中“欽定右派”，倒是預料中的事。因為他給人的印象一直都是見事快、意見多、愛講話、沒遮攔，針對知識分子的運動他多半是跑不了的。事實證明，他雖然參加革命較早?但卻一直沒能改造成會聽話的馴服工具。我雖然也沒改造好，可遭遇過延安搶救，從此對政治運動不再積極，所以在反右派中竟安然無恙，還以當時所處地位幫助過幾個同志免遭滅頂之災?？墒侨匀辉诮匐y逃。1959年雖沒什么右傾言論，卻因長期在張聞天領(lǐng)導下工作而被扣上反黨宗派和機會主義兩頂帽子，在人造的“三年自然災害”中幾乎送了命。從此，我和慎之相互自我隔離二十余年，直到1979年才再次見面，還被調(diào)到一起，“同吃同住同勞動”。我們的深交和友誼，實際上是從這時才真正開始的。

1978年底，中央成立了一個“國際問題寫作小組”，胡?木任組長，宦鄉(xiāng)副之，從社科院、新華社、人民日報等單位抽調(diào)了包括李慎之在內(nèi)的二三十人，進駐釣魚臺原江青住的11號樓，任務(wù)是寫一本《蘇聯(lián)是怎樣變修的？》或《社會帝國主義論》的書。胡喬木只是成立之日露了一下面，后來就再沒過問?；锣l(xiāng)開頭還認真，但不久也忙別的去了，一個星期只來一次。正好這時我已恢復黨籍，在鄧力群的幫助下，掙脫出了外交部，隨即被派去協(xié)助宦鄉(xiāng)抓日常工作。大家先是集中閱讀有關(guān)蘇聯(lián)的中外文資料，不定期地開點座談會，出點反映研究成果和資料性的簡報。后來覺得有些不好下手，也就逐漸松弛下來，座談和閑聊已很?分清。慎之雖然還未恢復黨籍，但早無“界限”可分，而他的談鋒既健，又無架子，常會吸引一些人聚集到他的居室。其實談的內(nèi)容也并沒離譜，主要還是有關(guān)蘇聯(lián)的情況和中蘇間的比較。這時正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提倡解放思想和實事求是，全國又都在進行各方面的撥亂反正。因此不管討論還是閑聊，都可暢所欲言。雖然爭論常有，也涉及到某些根本問題，但感到中央交給的任務(wù)實在無法完成，已逐漸成為大家的一致意見。因為以前斷定蘇聯(lián)變修，這時已越來越感到不是根據(jù)馬克思主義的分析，而更多地是出于感情用事甚至個人情緒。按照康生主持寫的《九?》（《關(guān)于赫魯曉夫的假共產(chǎn)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報》），蘇聯(lián)變修的主要標志是已形成一個特權(quán)階層，他們貪污盜竊、損公肥私、盤剝工農(nóng)、肆意揮霍、排除異己、安插親信，等等，這個階層和人民的矛盾，已成為蘇聯(lián)社會的主要矛盾。所用材料都是出自蘇聯(lián)公開報刊上的揭露和批判。對此，慎之和大家都認為，和我們比較，這些材料不足以說明蘇聯(lián)變修，何況還是人家自己揭露出來的。至于對外政策，“文革”后胡喬木主持寫的《毛主席關(guān)于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重大貢獻》（1977年11月1日《人民日報?），說蘇聯(lián)不但對內(nèi)已是法西斯專政，而且對外實行瘋狂備戰(zhàn)，“是兩個超級大國中更兇惡、更陰險、更狡詐的帝國主義，是最危險的戰(zhàn)爭策源地”，因此對兩霸不能“不加區(qū)別，等量齊觀”。這實際上是在進一步為聯(lián)美反蘇的“一條線”戰(zhàn)略制造輿論。其實，無論是對蘇聯(lián)的定性還是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中央不久就都作了根本改變。對蘇聯(lián)和東歐國家已不再以修正主義對待，只是三個世界的劃分卻迄無公開說明。直到1982年李慎之在參加十二大的準備工作期間還就此當面問過胡喬木。胡的答復居然是：“不要相信那個，全是胡說八道?！保ɡ町敃r就告訴了宦鄉(xiāng)?李匯川、譚文瑞和我。見他所著《談?wù)勚腥A人民共和國的外交》，2002年3月在南京的講話。）經(jīng)過這段工作，反而加深了大家對反修不以為然的意見。慎之就常說，原來搞了二十多年的反修，既不是為了維護國家利益，也不是意識形態(tài)上真有原則分歧，多半還是基于個人性格，為爭國際共運（世界革命）的權(quán)威和馬克思主義的正統(tǒng)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