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陜北是我難忘的經(jīng)歷。我手里捏著一捆路遙給我的“路條”，然后乘上風塵仆仆的班車，就這么上路了。那是在1990年的初春，陜西電視臺正在播放根據(jù)路遙長篇小說改編的電視連續(xù)劇《平凡的世界》。我們走到哪里都能聽見人們在議論《平凡的世界》。每天吃過晚飯，播完新聞，毛阿敏演唱的主題歌響起，這時候，無論是縣委書記，大學教師，還是工人，農(nóng)民，全都放下手里的事情，坐到電視機前。假如其時我們正在與某人說話，這人便會說：等一等，我要去看《平凡的世界》。去陜北的路線，是路遙為我們策劃，他說你們先乘班車到黃陵，找到縣委書記，然后他會送你們去延安，再到延安大學找到校長，他將安排你們去安塞、綏德、米脂，再北上榆林。他寫好一封一封的信，讓我收好，意思是有了這些信就不必發(fā)愁了。后來的事情證明果然如此。我們到了任何地方，只要出示路遙的信，便無一例外地受到熱情的接待。除去從西安到黃陵這一段路程，我們再沒有乘過班車，全是由路遙的朋友們用小車一站送一站，接力賽似的。他們說，我們不管你是誰，只知道是路遙的朋友，以后你們倘若寫信來，只要寫上路遙的朋友。他們中間大多是一些基層的干部，與文學無關，對于他們來說，全世界的作家只有一個，那就是路遙。他們是以那種驕傲又摯愛的口吻說：我們的路遙。

我去陜北，是和我的好朋友、上海一家雜志社的記者林華同行。像我們這些城市里生、城市里長的人，我們生活在一個再造的世界，我們與自然已經(jīng)很隔膜，書本是我們的好伙伴。我們特別善于從理論上去了解生活和對待生活，我們把生活也看成是書本那樣的再造的自然。這其實使我們損失了許多，這損失主要在于和自然的情感。我們總是通過媒介去和自然發(fā)生關系，城市里到處是這一類的媒介，城市本身就是一個大媒介。我們的情感漸漸地變成一種形式，它來源于我們的理性認識，而不是感受。我們的頭腦還不錯，心卻漸漸麻木。當我們聞說陜北的貧困閉塞之時，就對路遙提出這樣一個科學大膽的建議：為什么不把人們從黃土高坡遷徙出去?這話其實是刺傷了路遙的心，他呈現(xiàn)短暫的一怔，然后臉上露出溫和寬容的微笑，他說：這怎么可以?我們對這土地是很有感情的啊！初春的時候，走在山里，滿目黃土，忽然峰回路轉，崖上立了一枝粉紅色的桃花，這時候，眼淚就流了下來。

后來我們親眼目睹了崖上的桃花，它總是孤零零的一棵，枝條疏朗，那點點粉紅幾乎要被洶涌澎湃的黃土顏色淹沒。黃土上的天空是格外的藍，似乎專為了照耀這黃土，使這荒涼更加觸目驚心。我不明白在這樣荒涼蒼茫的土地上，為何能迸發(fā)出如此姣嫩的粉紅桃花。它好像是抽空了生命中所有純潔如處子的情感，用盡全力，開放了花朵。如果沒有路遙的提示，我們不會注意到它，它從黃土與藍天的濃郁背景上只是輕描淡寫的一筆，而它是路遙眼中永遠傷及心肺的景色。

我們去到陜西的日子，還是作協(xié)里興起“算命”熱潮的日子。這一種熱鬧景象之下總有那么一股頹唐之氣，這是一個令人深感茫然的年頭。新時期文學走過最初的蓬勃的道路，來到前不見去路、后不見來路的叫人困惑的中途。我們以真摯單純的情感為動力的文學的童年時期已經(jīng)過去，我們有一種感情抽空、精疲力盡的感覺。這又是一個八方來風的時期，世界文學藝術的各種潮流與思想撲面而來，干擾著我們的判斷力，平添一股懷疑的空氣。陜西作協(xié)的“算命”熱潮，其實是這個時期整個文學的一個心靈景象。如陜西這樣歷史悠久、文明古老的地方，算命的方式形形種種，連“易經(jīng)”這種高深的玄學，都為一般人所普遍掌握，令我們目不暇接。不得已我們也只得亮出兩招，來與他們抵擋一陣。我們的算命方式帶有洋務派的面目。據(jù)稱來自弗洛依德，其實是一種心理測驗。我們讓被測算的對方迅速報出一只動物，然后報出由此動物所想起的形容詞，報完一只動物，再報一只，一直報三只為止。我們說第一只動物的形容詞是你對自己的描繪；第二只動物的則是別人對你的描繪；第三只卻是實際上的你自己。我們看出路遙接受這測試是出于不使我們掃興、帶有捧場的意思。他臉上帶著溫和寬容的微笑，像一個聽話的好學生，一一回答我們的提問，然后耐心地等待我們破譯。當我們說到第三個動物的形容詞其實意味著實際上的自己的時候，路遙不由“哦”了一聲，臉上的笑容消失，眼神變得嚴肅了。我記得路遙第三個想到的動物是牛，他形容牛用了沉重、辛勞一類的字眼。這游戲中還有一個問題，涉及到對死亡的態(tài)度，我已經(jīng)忘了路遙的回答。這時候，我們誰也不曾想到，這個問題會真的降臨到我們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