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深秋，我來到了德國的哥廷根。

我曾有過一個公式：

天才＋勤奮＋機遇＝成功

我十分強調機遇。我是從機遇縫里鉆出來的，從山東窮鄉(xiāng)僻壤鉆到今天的我。

到了德國以后，我被德國學術交換處分配到哥廷根，而喬冠華則被分配到吐平根（Tubingen）。如果顛倒一下的話，則吐平根既無梵學，也無漢學。我在那里混上兩年，一無所獲，連回國的路費都無從籌措。我在這里真不能不感謝機遇對我的又一次垂青。

我到了哥廷根，真是如魚得水。到了1936年春，我后來的導師EWaldschmidt調來哥廷根擔任梵學正教授。這就奠定了我一生研究的基礎。梵文研究所設在東方研究所（都不是正式的名稱）內，這個研究所坐落在大圖書館對面GaussWeberHaus內。這是幾百年前大數(shù)學家Gauss和他的同伴Weber鼓搗電話的地方。房子極老，一層是阿拉伯研究所，巴比倫亞述研究所、古代埃及文研究所。二層是梵文研究所、斯拉夫語研究所、伊朗研究所。三層最高層則住著俄文講師VGrimm夫婦。

大學另外有一個漢學研究所，不在GaussWeberHaus內，而在離開此地頗遠的一個大院子中大樓里。院子極大，有幾株高大的古橡樹矗立其間，上摩青天，氣象萬千。大樓極大，我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樓中也很少碰到人。在二樓，有六七間大房子，四五間小房子，撥歸漢學研究所使用。同GaussWeberHaus比較起來寬敞多了。

漢學研究所沒有正教授，有一位副教授兼主任，他就是G哈?。℅Haloun）教授，這個研究所和哈隆本人都不被大學所重視。他告訴我：他是蘇臺德人，不為正統(tǒng)的德國人所尊重。事實上也確實是這樣的，我從來沒有見過他同德國人有什么來往。哥廷根是德國的科學重鎮(zhèn)，有一個科學院，院士們都是正教授中之佼佼者。這同他是不沾邊的。在這里，他是孤獨的，寂寞的。陪伴他出出進進漢學研究所，我只看到他夫人一個人。在漢學研究所他的辦公室里，他夫人總是陪他坐在那里，手里擺弄著什么針線活，教授則埋首搞自己的研究工作。好像這里就是他們的家庭。他們好像是處在一個孤島上，形影不離，相依為命。

哈隆教授對中國古籍是下過一番苦功的。尤其是對中國古代音韻學有湛深的研究。用拉丁字母來表示漢字的發(fā)音，西方有許多不同的方法。但是，他認為，這些方法都不能真正準確地表示出漢字獨特的發(fā)音，因此，他自己重新制造了一個嶄新的體系，他自己寫文章時就使用這一套體系。

在我到達哥廷根以前若干年中，哈隆教授研究中心問題，似與當時歐洲漢學新潮流相符合，重點研究古代中亞文明。他費了許多年的時間，寫了一篇相當長的論文《論月支（化）問題》，發(fā)表在有名的《德國東方學會會刊》上，受到了國際漢學家廣泛的關注。

哈隆教授能讀中文書，但不會說中國話?？催@個問題應該有一個歷史的觀點。幾百年前，在歐洲傳播一點漢語知識的多半是在中國從事傳教活動的神甫和牧師。但是，他們雖然能說中國話，卻不是漢學家。再晚一些時候，新一代漢學家成長起來了。他們精通漢語和一些少數(shù)民族的語文，但是能講漢語者極少。比如鼎鼎大名的法國的伯希和（Paul Pelliot），我在清華念書時曾聽過他一次報告，是用英語講的?？梢娝麧h話是不靈的。

上個世紀30年代，我到了德國，漢學家不說漢語的情況并沒有改變。哈隆教授決非例外。一直到比他再晚一代的年輕的漢學家，情況才開始改變。二戰(zhàn)結束，到中國來去方便，年輕的漢學家便成群結隊地來到了中國，從此歐洲漢學家不會講漢語的情況便永遠成為歷史了。

我初到哥廷根時，中國留學生只有幾個人，都是學理工的，對漢學不感興趣。此時章士釗的妻子吳弱男（曾擔任過孫中山的英文秘書）正帶著三個兒子游學歐洲，只有次子章用留在哥廷根學習數(shù)學。他從幼年起就飽讀詩書，能做詩。我們一見面，談得非常痛快，他認為我是空谷足音。他母親說，他平常不同中國留學生來往，認識我了以后，仿佛變了一個人，經常找我來閑聊。彼此如坐春風。章用同哈隆關系不太好。章曾幫助哈隆寫過幾封致北京一些舊書店買書的信。1935年深秋，我到了哥廷根，領我去見哈隆的記得就是章用。我同哈隆一見如故。對于哈隆教授這一代的歐洲漢學家，我有自己的實事求是的看法，他們的優(yōu)缺點，我雖然不敢說是了如指掌，但是八九不離十。我們中國人首先應當尊敬他們，是他們把我國的文化傳入歐美的，是他們在努力加強西方人對中國文化的了解。他們有了困難，幫助他們是我們的天職。我們沒有任何理由小看他們，不尊重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