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梁啟超論儒家哲學（選摘）

梁啟超的思想復雜多變，很難將之歸類。這也體現在梁啟超與儒家的關系上。作為康有為的學生，梁啟超最初也是康之今文經學的追隨者。在萬木草堂時期，梁啟超為之激動的是康有為的“大同義”，曾決意要宣傳而被康有為以時機不成熟而阻止。但是，在《新學偽經考》時期，康梁之間的分歧就開始顯露，“啟超治《偽經考》，時不復慊于其師之武斷，后遂置不復道；其師好引緯書，以神秘性說孔子，啟超亦不謂然。”

梁啟超的思想在1903年前后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一方面他逐漸放棄了流亡日本初期甚為激烈的革命主張。張朋園等認為，在1903年以后，梁啟超改變了救國的方針，1903年以前的梁啟超，“與其說他是維新派，不如說他是革命派，更為接近事實，更為合理。”但值得玩味的是，他在政治立場上與革命派分離的同時，在對儒家的態(tài)度上，也不斷與康有為分離。他還說：“啟超自三十以后，已絕口不談‘偽經’，亦不甚談‘改制’；而其師康有為大倡設孔教會、定國教，祀天配孔諸議，國中附和不乏，啟超不謂然，屢起而駁之。”

深受日本思想影響的梁啟超，認為思想自由是社會發(fā)展的動力，而尊孔的本質是“依傍”，“此病根不拔，則思想終無獨立自由之望；…持論既屢與其師不合，康梁學派遂分?！?/p>

的確，梁啟超在流亡日本期間，深受主張“脫亞入歐”的福澤渝吉的影響，主張打碎重來的“破壞主義”，因此，許多人認為，在康梁分途之后，梁啟超在實質上已經離開了儒家，列文森和張灝等人均認為，梁啟超思想的主體部分已經離開了儒家傳統(tǒng)。對此，劉紀曜的表述最為系統(tǒng)，他認為“梁氏在形式上雖仍跟著傳統(tǒng)，但是在實質上已離開傳統(tǒng)。……在理想上，梁氏肯定追求基本的道德社會，然而卻已完全放棄儒家‘內圣外王’的理想；在手段上，他不再以圣人作為中心樞紐，而以國民全體作為手段的訴求對象；在論證上，他除了保留形式的道德本體之信念與修養(yǎng)工夫之論證外，其他傳統(tǒng)儒家在‘心性’方面的論證，都已被拋棄?！币虼?，他的結論是梁啟超與丁文江和胡適的立場接近。

不過，也有許多的學者肯定梁啟超的儒家立場，比如蕭公權等。黃克武先生從四個方面論證梁啟超在1903年之后，與儒家傳統(tǒng)之間的連續(xù)性。首先是梁啟超在個人道德改造的理念中，依然持道德優(yōu)先的立場，這與傳統(tǒng)儒家的為己之學是一致的。其次，梁雖然重新定義了道德的范圍，將“公德”也納入個人修養(yǎng)的項目之內，但這一想法的立足點是私德和公德之間的一致性，這與大學的修齊治平和中庸的成己成物的理想之間有連續(xù)性。其三，他對宋明理學中道德形而上學的部分雖然討論不多，但是他的思想中良知的本體論和其他修身工夫是緊密相連的。最后，梁啟超繼承了清中葉以來的經世傳統(tǒng)，企圖解決內在道德、知識追求和外在事功上的成就的統(tǒng)一，并一直嘗試著會通中西，這樣的觀念被牟宗三和唐君毅等人所繼承。

梁啟超與儒家的關系還有一層也被人反復討論，即梁啟超與陽明心學的關系。從嚴復開始，始終有一部學者認為梁啟超是繼承了陽明心學的基本立場和修身理念，并以《德育鑒》和抄錄《明儒學案》并將之作為修身之手段等事例作為證明。但是，與佛學一樣，陽明學在近代的興起是出于對于“意志”的闡揚，而且，今文經學家對于孟子一路的偏好也會自然延續(xù)到對于陽明心學的肯定。所以也有人認為，梁啟超對于王學的提倡，主要是將之作為提升國民素質的手段，而不是真正的信奉王學。

在1920年所作的《孔子》中，我們從梁啟超的身上又可以看到“今文家”的影子。他在討論孔子的政治思想的時候，以《春秋》作為孔子政治觀念的載體。所以他列專門的章節(jié)來說明《春秋的性質》。首先，《春秋》非史，因為如果春秋是記錄史實的，那么孔子就不是好的史家，因為春秋含有大多的褒貶和“曲筆”，如果把《春秋》看成是歷史的話，既把《春秋》毀了，也把史學毀了。其次，《春秋》是孔子改制明義之書?！洞呵铩肥且徊扛锩缘恼螘?，要借他來建設一個孔子的理想國，所以《春秋》說的是“天子之事”。為萬世立法則。

第三，治《春秋》當宗《公羊傳》，輔之以《谷梁傳》和《春秋繁露》。這一點繼承了康有為將《左傳》看成劉歆增裂改竄的說法。第四，《春秋》的微言大義，傳在口說。第五，未修《春秋》與既修《春秋》，這兩條都是在說明孔子的許多政治理想是要從《春秋》的字里行間仔細品讀出來，而不能拘泥于字面。

在這里我們可以看到，雖然梁啟超對讖緯之學做了有限度的批評，但基本立場是回復到乃師康有為的今文家的立場上去了。

也許我們需要深入到梁啟超的內心世界，來探索他與儒家關系的復雜性。身處新舊轉換期的梁啟超，經常隨著自己的感情觸動而改變自己的立場。正如他自己所說：“其保守性與進取性常交戰(zhàn)于胸中，隨感情而發(fā)，所執(zhí)往往前后相矛盾；嘗自言曰：‘不惜以今日之我，難昔日之我’；世多以此為詬病，而其言論之效力亦往往相消，蓋生性之弱點然矣。”將保守性和進取性的“交戰(zhàn)”解釋為生性上的弱點，多少是把近代士人的普遍性的困境個體化了。在列文森的眼里，這樣的困境屬于“理智”和“情感”的沖突，他說：梁啟超在1898年流亡日本到1911年之間，在知識上離開了中國傳統(tǒng)，但在感情上卻放不開，仍依戀著中國文化。雖然，對于梁之內心矛盾是否可以確定為情感和理智的沖突，學者多有異議。不過，梁啟超由康門弟子，轉而主張革命，轉而又主張改良，并在民國初年的政治舞臺上施展并不杰出的實際政治才能，再轉向學術。不但在學術觀點上不惜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而且，在行為層面也是峰回路轉。

本文就從下列三個方面來討論梁啟超與儒學的關系，當然我們的文集編輯也是以這三方面作為基本的分類原則的。

（一）儒家的政治、道德觀念：從《新民說》到《先秦政治思想史》

（二）儒家哲學

（三）梁啟超和孔教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