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五年夏天,我第一次去北戴河的“中國作家之家”小住。放下行李,就去聞名遐邇的老虎灘一帶游泳,赫然發(fā)現(xiàn)與迷人海灘相距最近的竟是煤礦工人療養(yǎng)院。因為機會難得,更因為五歲的女兒對游泳著了迷,哪怕刮風下雨也要纏著我?guī)潞H?,天天都要在煤礦工人療養(yǎng)院門前的那片海水里泡上至少兩個小時。
無論是去是回,每次從那門前經(jīng)過,我就會努力地張望,企圖從出入煤礦工人療養(yǎng)院的或是風度翩翩、或是白面虛胖的人群中,找出像煤一樣黑錚錚堅實的男人?;蛟S是因為在此地待的時間太短,沒有碰上機緣,無論我如何試圖望穿那些晚來開放的霓虹燈和白天緊閉的水晶門,在地球上最惡劣煤礦礦井中工作的千千萬萬的工人,就是不肯用哪怕是唯一的身影,來安撫我在北戴河的視野。
女兒在海水中純真的嬉戲,被摻進一股良知的沉重。
女兒此時此刻的快樂,正如我那花開幾朵的童年快樂。
記不得是從父親的收音機里聽來的,還是由鄉(xiāng)村有線廣播中傳來的;也記不得是哪一年,或許我的童年時代一向如此,因而就有了對北戴河的最初記憶。我用自己幼小的鄉(xiāng)村情感證明:我們那一代人對北戴河認識的根深蒂固,不是來自毛澤東的那首關于北戴河的詩詞,“秦皇島外打魚船,一片汪洋都不見”和“蕭瑟秋風今又是,換了人間”完全是后來的事,能夠如此吟誦,顯然已經(jīng)是學習分子的少年了。我的情感能使自己充分相信記憶的不錯與非謬。時至今日,耳邊仿佛還在回響著來自全國各地的煤礦工人,在北戴河療養(yǎng)時受到毛澤東接見的新聞電波的噼噼啪啪聲。就是這種廣播,讓我每回見到我們四(2)班的勞動委員穿著那雙白色的帆布勞保大頭鞋時就激動不已。影響我童年的每一條河流全都一直向南,在幾百里外一個叫蘭溪的地方匯入長江。四(2)班勞動委員的父親,就在蘭溪對岸的黃石市袁倉煤礦當井下工人。人一生中說不清有過多少幻想,童年雖短,卻產(chǎn)生了所有幻想中的絕大部分。在同樣仰賴幻想生活的童年中,我曾經(jīng)強烈地認為,有朝一日勞動委員的父親也會去北戴河療養(yǎng),也會受到閑庭信步般的結束當天的游泳活動,從萬頃大海中爬起來的毛澤東的接見。
在我們身邊極端勞動著的煤礦工人,沒有與極品政治人物握一次手的極端禮遇。那些看上去是代表著勞動人民的尊貴與顯赫,在鄉(xiāng)村里連曇花一現(xiàn)都不是。這些將家安排兩百里之外鄉(xiāng)村中的煤礦工人,直至成了煤礦老人,也沒有到過北戴河。煤礦工人療養(yǎng)院夜里能夠聽濤,白天卻難觀鶴,綿綿不斷的人潮與車流就像從大海里涌上來的浪濤。形形色色的目光一邊驚訝地隨風去那海上洶涌澎湃,一邊詫異地隨最近的潮頭跌落在煤礦工人療養(yǎng)院面前,沉重得半天也跳不出那些艷麗的門窗。
舊的童年過去,新來了更多的童年。相比幾十年前的那些新聞效應,在一場接一場淚流滿面的礦難中,再也見不到煤在往日帶來的工業(yè)化浪漫懷想了。甚至于說,上海人之所以最小資,就因為那一帶沒有煤礦不出產(chǎn)煤。而改造小資們的最好辦法,就是送到任何一座煤礦里,用不著干一年,只要挖出十噸煤,就不再一天到晚用那越劇腔調,說誰誰是水做的了。說鄉(xiāng)村中的挖煤人至今也沒有到過北戴河是百分之百的武斷,自從搬離臨時居住過的那座叫賀家橋的小鎮(zhèn),一晃幾十年過去了,那位四(2)勞動委員的父親當年是何模樣,我不曉得,如今是何模樣,也無從打聽。我仍然敢說他們至今也沒來到北戴河,卻有太多太多的現(xiàn)實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