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句老實話，我這兩個朋友，南北兩喬木都沒有官架子。我最討厭人擺官架子，然而偏偏有人愛擺。這是一種極端的低級趣味的表現(xiàn)。我的政策是：先禮后兵。不管你是多么大的官，初見面時，我總是彬彬有禮。如果你對我稍擺官譜，從此我就不再理你，見了面也不打招呼。知識分子一向是又臭又硬的，反正我決不想往上爬，我完全無求于你，你對我絕對無可奈何。官架子是抬轎子的人抬出來的。如果沒有人抬轎子，架子何來?因此我憎惡抬轎子者勝于坐轎子者。如果有人說這是狂狷，我也只等秋風過耳邊。

但是，喬木卻決不屬于這一類的官。他的官越做越大，地位越來越高，被譽為“黨內(nèi)的才子”、“大手筆”，儼然執(zhí)掌意識形態(tài)大權(quán)，名滿天下。然而他并沒有忘掉故人。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以后，我們都有獨自的經(jīng)歷。我們雖然沒有當面談過，但彼此心照不宣。他到我家來看過我。他的家我卻是一次也沒有去過。什么人送給他了上好的大米，他也要送給我一份。他到北戴河去休養(yǎng)，帶回來了許多個兒極大的海螃蟹，也不忘記送我一筐。他并非百萬富翁，這些可能都是他自己出錢買的。按照中國老規(guī)矩：來而不往，非禮也。投桃報李，我本來應該回報點東西的，可我什么吃的東西也沒有送給喬木過。這是一種什么心理呢?我自己并不清楚。難道是中國舊知識分子，優(yōu)秀的知識分子那種傳統(tǒng)心理在作怪嗎?

1986年冬天，北大的學生有一些愛國活動，有一點“不穩(wěn)”。喬木大概有點著急。有一天他讓我的兒子告訴我，他想找我談一談，了解一下真實的情況。但他不敢到北大來，怕學生們對他有什么行動，甚至包圍他的汽車，問我愿不愿意到他那里去。我答應了。于是他把自己的車派來，接我和兒子、孫女到中南海他住的地方去。外面剛下過雪，天寒地凍。他住的房子極高極大，里面溫暖如春。他全家人都出來作陪。他請他們和我的兒子、孫女到另外的屋子里去玩，只留我們兩人，促膝而坐。開宗明義，他先聲明：“今天我們是老友會面。你眼前不是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而是六十年來的老朋友?！蔽耶斎煌耆斫馑囊馑迹盐覍η嗄陮W生的看法，竹筒倒豆子，和盤倒出，毫不隱諱。我們談了一個上午，只是我一個人說話。我說的要旨其實非常簡明：青年學生是愛國的。在上者和年長者唯一正確的態(tài)度是理解與愛護，誘導與教育。個別人過激的言行可以置之不理。最后，喬木說話了：他完全同意我的看法，說是要把我的意見帶到政治局去。能得到喬木的同意，我心里非常痛快。他請我吃午飯。他們?nèi)乙苑蛉斯扔鹜緸槭缀臀覀冏鎸O三代圍坐在一張非常大的圓桌旁。讓我吃驚的是，他們吃得竟是這樣菲薄，與一般人想象的什么山珍海味、燕窩、魚翅，毫不沾邊兒。喬木是一個什么樣的官兒，也就一清二楚了。

有一次，喬木想約我同他一起到甘肅敦煌去參觀。我委婉地回絕了。并不是我不高興同他一起出去，我是很高興的。但是，一想到下面對中央大員那種逢迎招待、曲盡恭謹之能事的情景，一想到那種高樓大廈、扈從如云的盛況，我那種上不得臺盤的老毛病又發(fā)作了，我感到厭惡，感到膩味，感到不能忍受。眼不見為凈，還是老老實實地呆在家里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