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姓張的中文系同學(xué)，同我們都不大來往，與長之來往極密。長之張皇“造名運動”，意思是盡快出名，這位張君也是一個自命“天才”的人，在這方面與長之極為投機。對這種事情，我不置一詞。但是他從圖書館借書出來，挖掉書中的藏書票，又用書來墊床腿，我則極為不滿，而長之漠然置之，這卻引起了我的反感。我認為，這是損人利己的行為，是不道德的。再擴大了，就會形成曹操主義：“寧要我負天下人，不要天下人負我。”對一個文明社會來說，是完全要不得的。我是不是故意危言聳聽呢?我絕無此意。這位張君，我畢業(yè)后又見過一次面，以后就再沒有聽到過他的消息，不知所終了。

時間已經(jīng)到了1935年。我在清華畢業(yè)后，在濟南省立高中教過一年國文。這一年考取了清華與德國的交換研究生，我又回到北京辦理出國手續(xù)，住在清華招待所里。此時長之大概是由于轉(zhuǎn)系的原因還沒有畢業(yè)。我們天天見面，曾共同到南院去拜見了聞一多先生。這是我第一次拜見一多先生，當(dāng)然也就是最后一次了。長之還在他主編的天津《益世報》“文藝副刊”上寫長文為我送行。又在北海為我餞行，邀集了不少的朋友。我們先在荷花叢中泛舟。雖然正在炎夏，但荷風(fēng)吹來，身上尚微有涼意，似乎把酷暑已經(jīng)驅(qū)除，而荷香入鼻，更令人心曠神怡。抬頭見白塔，塔頂直入晴空，塔影則映在水面上，隨波蕩漾。祖國風(fēng)光，實在迷人。我這個即將萬里投荒的準(zhǔn)游子，一時心潮騰涌，思緒萬千。再看到這樣的景色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了。

我同長之終于分了手。我到德國的前兩年，我們還不斷有書信往來。他給我寄去了日本學(xué)者高楠順次郎等著的《印度古代哲學(xué)宗教史》，還在扉頁上寫了一封信?！岸?zhàn)”一起，郵路阻絕，我們彼此不相聞問者長達八九年之久。萬里相思，嬋娟難共。我在德國經(jīng)歷了戰(zhàn)火和饑餓的煉獄，他在祖國飽嘗了外寇炮火的殘酷。朝不慮夕，生死難卜，各人有各人的一本難念的經(jīng)。但是，有時候我還會想到長之的。忘記了是哪一年，我從當(dāng)時在臺灣教書的清華校友許振德的一封信中，得知長之的一些情況。他筆耕不輟，著述驚人，每年出幾本著作，寫多篇論文。著作中最引人矚目的是《魯迅批判》，魯迅個人曾讀到此書。當(dāng)時所謂“批判”就是“評論”的意思，與后來“文革”中所習(xí)見者迥異其趣。但是，“可惜小將(也許還有老將)不讀書”，這給長之招來了無窮無盡的麻煩與災(zāi)難，這是后話，在這里暫且不表了。

1946年夏天，我在離開了祖國11年之后，終于經(jīng)過千辛萬苦，繞道瑞士、法國、越南、香港等地，又回到祖國的懷抱。當(dāng)時我熱淚盈眶，激動萬端，很想跪下來，吻一下祖國的土地。我先在上海見到了克家，在他的榻榻米上睡了若干天。然后又到南京，見到了長之。我們雖已分別11年，但在當(dāng)時，我們都還是三十多歲的小伙子，并顯不出什么老相。長之在國立編譯館工作，我則是無業(yè)游民。我雖已接受了北大的聘約，但尚未上班，當(dāng)然沒有工資。我腰纏一貫也沒有，在上海賣了一塊從瑞士帶回來的歐米茄金表，得到八兩黃金，換成法幣，一半寄濟南家中，一半留著自己吃飯用。住旅館是沒有錢的，晚上就睡在長之的辦公桌上，活像一個流浪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