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南半球的二月是盛夏。這里白天的陽光熾烈而持久，四處都是耀眼的慘白。電視里的廣告說皮膚癌是這個國家的國癌，提醒人們小心這厲害的陽光：要穿長袖的衣服待在陰涼的地方，要戴墨鏡涂防曬霜。即便如此，海邊的沙灘上還是躺滿了裸露大片皮膚曬日光浴的各色人種。他們慵懶地躺著趴著，戴著墨鏡看書或者睡覺。他們的孩子在水邊嬉戲，他們的狗在四處奔跑。海浪一層層涌來，沖浪者和他們的沖浪板在浪中時隱時現(xiàn)。

我也半躺在沙灘上，看著兒子和一幫白人小孩玩耍。偏光墨鏡里的天空幽藍(lán)深邃，海水的顏色是那種厚重的藍(lán)灰色，灑著點點碎光。我脫掉涼鞋，把赤腳深深埋進滾燙的細(xì)沙。海風(fēng)微涼而帶著腥味兒，這股氣味兒又勾起了我的一些回憶。

其實也才短短的幾個月而已，可是我感覺好像距離那段生活已經(jīng)很遠(yuǎn)了。那些曾經(jīng)天天纏繞在腦袋里的煩惱和焦躁，那些曾經(jīng)讓人厭倦不已的應(yīng)酬來往，那些曾經(jīng)刻骨銘心的大喜大悲，在這個熙熙攘攘的海邊，在這個充斥著陌生語言和文化的國家，好像已經(jīng)都漸漸褪色乃至趨于消散。我有點害怕，害怕自己哪天回憶起那段生活的時候記憶里只剩下一片空白。

我想也許還是應(yīng)該找個地方把它們保存下來，就像是電影里的美國黑幫給自己的錢袋找一個火車站的保管箱，或者像是梁朝偉默默地對著吳哥窟的某個樹洞喃喃自語。我要把它好好地埋在一個地方。我知道，只要我埋好了，它就不會腐爛。

1998年

丁老板

丁老板人很瘦，戴著眼鏡。當(dāng)時是我的頂頭上司。

當(dāng)我把辭職申請放到丁老板桌上的時候，他笑了，說這是意料中的事。我也笑了。然后他問，要去哪里。

那時我年輕，就說要去思科。他很驚訝，說思科是干什么的。

那是1998年。

1998年，我27歲，是一家日資通信公司的售后服務(wù)工程師。當(dāng)時，這家公司在我居住的城市屬于效益非常不錯的合資企業(yè)。每天，公司的幾輛豪華員工通勤班車穿行市內(nèi)，惹人注目。在這里上班的員工也多是二三十歲的年輕人，有幾個日本人被安插在各個部門作為外資方的管理人員。

1998年，我27歲，剛剛完成了婚房的裝修，計劃和女友次年結(jié)婚。

1998年8月，我向早已預(yù)料到我要走的丁老板遞交了辭呈。至此，我在這家公司工作了整整三年。其實，這三年也是一堆需要好好找個地方埋起來的記憶，讓我一個一個來，留待以后吧。

老路

老路是我進思科的介紹人。

老路和我的姐夫Vincent是原來的同事，兩人有不錯的交情。得知我想要尋找下一家公司時，Vincent找了老路。老路把我的簡歷登記到了思科的人才數(shù)據(jù)庫。當(dāng)時思科在中國是通過在職員工推薦尋找新人的，如果被成功錄用，推薦者將得到1500美金的獎勵。

當(dāng)時的老路，是思科的銷售經(jīng)理，負(fù)責(zé)一個挺大的客戶。

第一次見到老路，是我在上海OnBoard之后。此人中等身材、平頭、圓臉，衣著得體而講究，言談內(nèi)斂而圓熟。我謝他，他笑著說不用謝，第一，思科不是因為我推薦你就錄用你；第二，我可以從你身上得到1500美金，我要謝你才對。

他說得不錯，在成功拿到思科的Offer之前我經(jīng)過了五輪面試。從一開始的摩拳擦掌志在必得到后來的惴惴不安聽天由命，思科沒有讓我覺得進來得很容易。

Holly

這輩子到現(xiàn)在為止和兩個叫Holly的女性打過交道。兩個Holly都或多或少地改變了我的命運，這是第一個。

在我把簡歷交給老路之后不久，接到一個電話，是那種廣東腔的普通話，聲音很溫婉。說是思科香港公司的人事部門職員，問我有沒有時間見面聊聊。

老路通過Vincent告訴我，思科對新員工的面試一般有五輪。第一輪是人事部初步面試，第二輪和第三輪是技術(shù)或者能力面試，到了第四輪和第五輪，就是和各級老板打交道了。因此，人事部的面試其實挺關(guān)鍵，往往有可能在一些細(xì)節(jié)上得到或者喪失分?jǐn)?sh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