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個陣營是“圍堵派”（Containment）。這一派別主張對中國進行圍堵，以確保中國的發(fā)展不會對美國的強權在任何方面形成挑戰(zhàn)。這個政策的主要方向是，增加美國的軍事預算，使美國的軍事力量對中國具有壓倒性優(yōu)勢，然后在中國的周邊國家建立起軍事同盟，完全控制中國的經濟生命線。在輿論上妖魔化中國，削弱中國在國際上的影響力。通過對中國的威懾，比如對中國分裂力量的支持，來迫使中國在經濟利益上做出讓步。

這兩個政策本身都包含各自不可解決的悖論。主要問題是他們都只是考慮到雙邊關系中自己一方的的予取予求，而不考慮對方的利益和意愿，因而缺乏雙邊良性互動。中國則以鄧小平的“二十四字方針”指“冷靜觀察，守住陣地，沉著應付，韜光養(yǎng)晦，善于守拙，決不當頭”二十四個字。為基點，盡量低姿態(tài)，少露面，除了牽涉中國關鍵利益的事務，在其他無足輕重的事情上都是以和為貴，以讓為主，為中國的發(fā)展爭取難得的外部環(huán)境。

這種不對稱不平等的互動，其實為未來的雙邊關系埋下了不穩(wěn)定因素。如果按照第一種“交往派”的思路走下去，當美國在經濟上與中國更加密切，獲利匪淺的時候，其他的意識形態(tài)目標就變得無足輕重，而成了口頭空話。而與此同時，當中國的經濟對美國和世界影響越來越大的時候，美國對中國施加壓力的能力就越來越小。此時，中國在應對壓力上進行策略上的調整，在人權問題上提出“生存權”的觀念，讓美國企業(yè)完全退出意識形態(tài)上的爭論，并使美國政府不再把人權作為中美關系的首要考慮因素。至于美國國防工業(yè)比較支持的“圍堵派”政策，同樣存在問題，因為美國在國際事務上需要中國的合作，而且中國周邊的國家對圍堵中國的提議并不是很有興趣。

其結果就是，交往不能令中國轉變成美國的傀儡，圍堵只會令中國變成美國的強敵。而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小心翼翼，埋頭苦干，國力變得越來越強，美國影響中國的能力越來越弱。

十

幾個主要的事件決定了中美關系以及中國和西方關系的復雜性。

1993年，西方國家試圖在第二次世界人權會議上推行其“人權大于主權”的理念，試圖以此徹底顛覆自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以來，以《聯(lián)合國憲章》中尊重會員國領土和主權完整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在原有的聯(lián)合國原則下，任何國家只有在自衛(wèi)的情況下才可以對其他國家進行軍事入侵。當然，這個世界仍然大國橫行，但《聯(lián)合國憲章》最起碼能讓大國受到一些限制，對弱小國家具有保護作用。而一旦“人權大于主權”這一“人權帝國主義”成為國際法，所有大國都會以此為借口，對弱小國家隨心所欲地進行武裝侵略，把這個世界重新帶回炮艦政策下弱肉強食的叢林時代。而對于大國如美國，小國家卻沒有能力去干涉其主權?？上攵?，推行“人權大于主權”的政治企圖遭到了中國和大部分發(fā)展中國家的抵制。

同年，為報復中國在人權會議上的領導作用，西方破壞了北京申辦2000年奧運會的努力，顯示了西方的政治實力和對中國的不滿。當時提出“文明沖突論”的美國著名政治學家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在其著作《文明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里，對此事件有詳細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