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說姚作家，您的小說還沒賣完嗎？”張文問。

“快了，快了！”姚凱一口干了杯中的白酒，接著說，“全靠哥哥們捧場，全靠哥們兒！”

“捧場？都誰呀？誰這么不開眼，給你捧場？哈哈……”張文說。

“嘿嘿……文哥，您說話特幽默，”姚凱夾一大塊肥肉，塞進(jìn)嘴里，沒怎么咀嚼就咽進(jìn)了肚里，又接著說，“文哥，哪天我送您一本，請文哥多多指教！來，文哥，我敬您一杯！”

“敬我，為什么呀？你那么大一作家敬我，怎么，今兒你埋單??？”張文惡毒地揶揄說，“我說姚作家，這酒可不便宜，你知道多少錢一瓶嗎？”

姚凱慢慢放下舉著酒杯的手臂，臉上露出比哭還難看的僵笑。

“算了，算了，今兒我請客，我請客！呵呵……”老熊頭兒急忙打圓場，端起一杯茶水，沖張文說，“老弟，我、我心臟不好，我以茶代酒，敬你一杯，給你們壓驚！呵呵……”

張文端起酒杯，與老熊頭兒碰杯，一口干了杯中酒。

……

這頓飯吃了很長時間。姚凱幾乎再也沒說什么，只是默默不停地一個勁兒吃著喝著。偶爾抬頭，卻感到了幾個女人向他投來同情、憐憫的眼光。姚凱已經(jīng)很有些日子沒見過如此豐盛的飯局了。今年三十六歲的他，至今還沒有成家，也沒有女朋友。十年前姚凱畢業(yè)于南方一所大學(xué)的中文系，后來分配到南方一座縣城的政府機(jī)關(guān)，成為了眾多整日無所事事的公務(wù)員中的其中一員。懷才不遇的他兩年后便辭職來到北京，以圖發(fā)展，成了文學(xué)“北漂一族”。這些年，他寫了不少文章，其中有小說、詩歌、散文、雜談等等，加起來也有不下四五百萬字，但幾乎沒有一篇能換成維持生計的貨幣。漸漸地，他變了，原先清高、孤傲的脾性變得隨和、謙卑，甚至有些猥瑣了。初來北京的那幾年，姚凱為了練出一口流利的京腔，好便捷、徹底地融入京城的社會沒少下工夫。可是他終于發(fā)現(xiàn)，改變口音要比改變秉性難多了。無論他怎么刻苦、努力地效仿、揣摩、體驗，卻始終沒能達(dá)到那種油滑腔圓，目空一切，愛誰誰的京腔境界。最后他不得不放棄了。不知道從什么開始，姚凱在內(nèi)心深處漸漸默認(rèn)了自己在別人面前的卑微。他沒有特別要好的北京哥們兒，盡管他一直希望能夠真正交上幾個知心的北京人，且處處以身作則，誠懇待人，他總是把并非固定而又微薄的收入全部用來招待、應(yīng)酬，以維系對他來說不多的社會交往，以至于常常交納不起房租和電話費，有時甚至連溫飽都成了問題，但結(jié)果往往是剃頭挑子一頭熱。于是姚凱認(rèn)定，在北京人寬宏、隨和、大氣的外表下，深掩著對外地人根深蒂固的輕蔑和戒備。盡管現(xiàn)如今絕大多數(shù)的北京人都是外來戶，有好些最多也就是第二代，或第三代，但當(dāng)年八旗子弟那股傲慢驕橫、自以為是、目中無人的頑劣秉性卻浸透了一代又一代的“皇城子民”。

“其實姚哥們兒這人挺實在的！”這大概是迄今為止，姚凱聽到的他周圍的北京人對他最貼切、最有人情味的評價了。

“喂，我說你們幾個，”段飛勇抬起左手罩住自己整潔的寸頭，捋巴著說，“以后玩牌的時候別那么張揚。多不值啊，幾萬塊錢干點什么不好？亮哥，我說得對吧？”

曹亮點點頭，沒說什么。從拘留所出來以后，他一直在想，那天究竟是誰向警察舉報的？事情實在是太蹊蹺了。那家茶館是哥兒幾個常來常往的活動場所，玩牌、扯淡、忽悠，一個月里起碼有一半的時間泡在那里。茶館的老板娘是一個來自四川的三十來歲的性情冷漠、少言寡語的漂亮婦人，姓葉，叫葉遠(yuǎn)遠(yuǎn)。據(jù)說曾經(jīng)是南方某市某貪官的情婦，貪官鋃鐺入獄以后，這位婦人便只身來到北京，開設(shè)了這家茶社。在曹亮的印象里，老板娘很少跟顧客交流，總是默默地待在柜臺后面埋頭敲打著計算器，似乎永遠(yuǎn)有算不清的賬。那天曹亮等人被警察帶走以后，老板娘隨即也被傳喚到了派出所，不過好像沒有受到任何刁難，草草做了筆錄便被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