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畢竟太非同尋常了。憑他在黨內(nèi)、軍內(nèi)的威望，憑他與毛澤東歷史形成的關系及毛澤東本人對他的依靠和信任，要打倒周恩來，絕非易事。

就在中央文革一伙借“二月逆流”在社會上煽起打倒周恩來的黑風時，毛澤東在一份反映社會上出現(xiàn)一股攻擊周恩來之風的《情況簡報》上批示：“極左派的觀點是錯誤的，請文革同志向他們做說服工作?！?/p>

為此，江青一伙挖空心思，絞盡腦汁，尋找能夠給周恩來以致命一擊的機會。

在文化大革命那種人妖顛倒的年月中，野心家們得出的一條重要“革命”經(jīng)驗是：一個人如因建國后17年或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資產(chǎn)階級路線錯誤”而被打倒，往往是打而不倒，或倒而不死；但如果這個人因有“歷史問題”而被定為“叛徒”、“特務”，那將被徹底打倒，永世不得翻身。這正是林彪、江青一伙在文化大革命中排除異己，打、殺、迫害老干部，實現(xiàn)篡黨奪權陰謀的一大伎倆。

在康生、江青等人的授意下，從1966年8月起，各地相繼成立了“揪叛徒”組織。他們指使這些組織去查找國民黨統(tǒng)治時期的舊報紙，從其中尋找“叛徒”；他們還批準這些組織以“中央特許”和“中央專案組”的名義到各地任意抄家、抓人、審訊和查閱機密檔案；或把歷史上早有正確結論的事件重提出來，把水攪渾；或無中生有，隨意栽贓，制造了大批冤假錯案。

在這場慘絕人寰的大迫害中，薄一波（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經(jīng)委主任）、劉瀾濤（時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書記）、安子文（時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等一批為新中國奮斗幾十年的老干部首當其沖。

歷史的鏡頭搖回到血風腥雨的革命戰(zhàn)爭年代。

1931年，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等我黨的一批干部不幸被國民黨反動派逮捕，關押在北平軍人反省院（即草嵐子監(jiān)獄）。他們在獄中有組織地和反動派作了長期不懈的堅決斗爭。1936年，日寇侵占我華北，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的形勢日益高漲。中共中央北方局急需一批干部以開展工作。當時受中共中央委派到北方局主持工作的劉少奇向北方局詢問干部情況，組織部部長柯慶施回答說，北平軍人反省院關押著我黨的幾十名干部，但他們堅持不在《反共啟事》上簽名，出不來。

劉少奇認為，如果日本侵略者打進北平，這批被關押的干部必遭殺害。這些干部經(jīng)過長期考驗，是好同志，可以用假自首的方式獲得出獄。

于是，劉少奇、柯慶施代表北方局向中共中央報告，建議立即采取措施，營救這些同志出獄，可以用假自首的方式，即按國民黨的規(guī)定履行出獄手續(xù)，在《反共啟事》上簽字后出獄。

中共中央批準了北方局的建議。

這樣，根據(jù)組織決定，當時用假自首的方式獲得出獄的干部共有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61人。

這件事，本來早已經(jīng)中共中央多次審查，一直認為是毫無問題的。這一批出獄的許多干部在后來的抗日戰(zhàn)爭中成為了領導骨干。

然而，文化大革命開始后，康生出于其不可告人的罪惡目的，重新把這件歷史上早已有正確結論的事翻了出來。他先是要彭真專案組對此事進行所謂“調查”，而后，又別有用心地指使紅衛(wèi)兵去翻查當年北平的舊報紙，說“在那里能查出一大批叛徒”。

根據(jù)康生的指使，南開大學的紅衛(wèi)兵組織“八一八”經(jīng)過“調查”，“發(fā)現(xiàn)”了一個由61人組成的“叛徒集團”。

1966年9月16日，康生迫不及待地寫信給毛澤東，說：“我長期懷疑少奇同志要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獄’的決定?！薄白罱艺胰朔喠?936年8、9月的北京報紙，從他們所登的‘反共啟事’來看，證明這一決定是完全錯誤的，是一個反共的決定?！辈㈦S信附上1936年有關報紙的影印件。

此時，毛澤東并沒有理睬康生的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