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否認，革命黨人有救國救民之志，但落到實處，往往奪取政權的心情要占到上風，盡管奪取了政權，他們是為了實行最先進民主共和制度，好讓中國實現(xiàn)跨越式發(fā)展。清朝的改革做得好，尤其是預備實行立憲了，他們感覺自己的機會就渺茫?？陀^地說，如果不是有日本這樣一個處心積慮不想讓中國變好的近鄰，這樣的近鄰總是借著幫助革命黨人給中國政府搗亂，革命黨人策動起義的本錢會更少，連宣傳的影響力都會受局限。這是因為，清末的新政改革，的確做得不錯。庚子后的亂局，很快就穩(wěn)定下來，經(jīng)濟得到很大的恢復，外國投資增加，中國人自己辦的工商業(yè)也呈現(xiàn)興旺的景象。新政的各項事業(yè)，都在穩(wěn)步前進。原來以為會引發(fā)強烈反彈的廢科舉改革，居然平穩(wěn)度過，新學堂遍地開花，雖然問題成堆，但新式教育從此生根。軍事改革、法律改革、官制改革、財政金融改革、地方自治乃至預備立憲，都在穩(wěn)步推行。盡管有庚子賠款的巨大壓力，但各級政府的財政收入都在大幅度增加，到辛亥年，朝廷的歲入居然達到破紀錄的兩億四千萬有余，而各地財政，也大多有結余。爆發(fā)武昌起義的湖北，打開藩庫的革命黨人，發(fā)現(xiàn)他們拿下的這個政府，居然有四千萬元左右的存銀。事實上，正是有這些結余，各地的起義者才賴以招兵買馬，擴張軍隊，維持了革命的命脈。新政的推行，不像以往很多論者所說，事業(yè)一塌糊涂，引起了民眾的強烈反抗。新政后期，整體上社會治安良好，大的股匪都招安了，小的匪盜得到控制。所謂民眾對新政的反抗，只有少數(shù)地區(qū)比如山西有對興辦新教育不滿的騷動，有民間結社干草會所謂“燒學堂，打先生”的騷動，但規(guī)模并不大。其他的所謂反抗，主要集中在反抗丈量土地和清查人口方面，但騷動也都是小規(guī)模低烈度的。以往的研究，往往先驗地認為凡是王朝覆滅，必定是政治紊亂，民不聊生，遍地烽火，其實，清末恰恰不是這樣。政治雖然談不上清明，但比起庚子之前，卻要好得多，民眾生活也談不上安定，但比起庚子之前，也要好得多。我們建國后史學界為了驗證清朝腐敗、天下大亂所做的統(tǒng)計，驗證辛亥前一年，整個國家的民變 [實際上有些夸張] 次數(shù)，大約一萬起。即使這個夸張的數(shù)字，放到這么大的國家里，實在算不了什么。

但是，主持變革的當家人，畢竟是一個剛剛犯過大錯的集團，而且是一個少數(shù)民族集團。像鼓動借助義和團盲目排外這種逆時代潮流而動的大錯，不僅導致八國聯(lián)軍入侵，國家主權大幅度喪失，而且造成了國家巨大的動蕩和損失，數(shù)額達到四億兩的庚子賠款，等于是在國家經(jīng)濟的血管上開了巨大的失血口。這樣的錯誤，大大降低了這個政權的合法性。由于這樣的一個錯誤，革命黨人持續(xù)排滿宣傳，才有了市場。更多的漢人精英意識到原來這個朝廷是異族政權，從而使大清王朝的合法性進一步降低。剩下來的事，只能辦好，不能辦壞，一旦辦壞，大家就會認為是非我族類的緣故。

然而，西太后之后少不更事的少年親貴們，卻大大地錯估形勢，不知道自己吃幾兩干飯，居然想通過把權力攬到自己手里，鞏固統(tǒng)治。殊不知，滿人政治能力退化，已經(jīng)有一百多年，而政治格局的滿輕漢重，內(nèi) [朝廷] 輕外 [地方] 重，也已有幾十年的工夫，早成定局。滿人中的能人，有經(jīng)驗的政治家，西太后和奕在世的時候，都得承認現(xiàn)實，而以攝政王載灃為首的這種二十多歲的少年親貴，既無從政經(jīng)驗，也無政治能力，居然敢貿(mào)然收權攬權，不壞事才怪。武昌軍興，親貴們六神無主，馬上實行立憲，廢掉皇族內(nèi)閣，答應所有立憲派的要求，但是已經(jīng)晚了，人們不再給清政府機會了。從后來的歷史看，這不僅是滿人的悲劇，也是中國的悲劇。史家一直在說，辛亥革命期間，袁世凱始終在謀求自己的利益，取孫而代之。其實，在南北談判期間，他倒是竭力想維持一個虛位的清朝帝制，一個由漢人實際統(tǒng)治、大清皇室掛名的統(tǒng)治模式。這個模式，也得到英國和日本的贊同。在他們看來，中國人根本沒有做好實行共和制的準備。顯然，袁世凱在這點上跟他的好朋友，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有高度的共識。這期間，也有人提出可讓孔子后裔和明朝皇族后裔來當皇帝，繼續(xù)維持君主立憲體制。然而，毫無勢力的孔子后裔和明皇后裔顯然出不了山，保存大清虛名的努力，事實上也不可能，即使袁世凱逼使攝政王載灃退位，完全意義上的君主立憲已經(jīng)告成，南方的革命黨人仍然不肯退一步，在情勢上也退無可退，好講中庸的國人，其實從來都不會妥協(xié)，共和這一步邁出來，所有參與其中的人，包括前立憲黨人，都騎虎難下，加上所謂最先進制度的誘惑，革命發(fā)生后的中國只能往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