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乾對翻譯評價并不低。20世紀80年代中期，文潔若老師到東京訪學。蕭乾給她寫了不少信。其中的一封，談到創(chuàng)作和翻譯的比較。他說：“我絕不認為翻譯低于創(chuàng)作，或?qū)ι鐣呢暙I少于創(chuàng)作。孟十還、黎烈文、傅雷、高植、汝龍，都幾乎只搞翻譯。他們的貢獻絕不亞于創(chuàng)作。正相反，我認為搞翻譯付出的勞動要遠遠大于創(chuàng)作。倘若把社科和科技翻譯也算上去，則翻譯對國家的貢獻更是遠遠大于創(chuàng)作。但是社會上給予他們的承認（精神上）及報酬（物質(zhì)上）往往少于創(chuàng)作。這不公平?！保ㄎ臐嵢艟帲骸妒捛視罚?72~273頁，北京，東方出版社，2010。）蕭乾認為翻譯是他們、尤其是文老師的中心事業(yè)?，F(xiàn)在回想起來，當時蕭老請我們幫忙，是不僅擔心文潔若老師，還擔心他自己。他八十多了，為譯此著和文老師開起“夫妻店”來，本是文老師力主的。他們這次是拼了老命，但他也不想自己和文老師都累垮下來，那讓別人會怎么說。蕭乾年齡大了，很自然地，會特別關(guān)心他身前身后事。他有著別人會對他如何評價、如何進行歷史定位的強烈期待與異乎尋常的關(guān)心。這和一些現(xiàn)代作家關(guān)心《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對他們的評價低不低，和巴金“工作了幾十年，在閉上眼睛之前”念茲在茲、念念不忘的一件事：讀者、后代“將怎樣論斷我呢”，是一樣的。

1957年5月20日，他在上?！段膮R報》上發(fā)表了《“人民”的出版社為什么會成了衙門？》。6月1日在《人民日報》上發(fā)表了《放心?容忍?人事工作》。在《放心?容忍?人事工作》中，蕭乾這樣寫：“在資本主義國家沒進入帝國主義階段以前，他們有一句非常豪邁的話：‘我完全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是我情愿犧牲我的性命，來維護你說出這個看法的權(quán)利?！谶@句話里蘊藏著他們對自己的憲法、對他們的民主傳統(tǒng)和制度的自豪……假使在掌握‘民主’與‘專制’的時候有些偏，輕易把‘亂說’當作‘亂動’來辦，就會在維護憲法的名義下，干出實質(zhì)上是違背憲法的事?！边@話背后包含著他自己過去所受西方思想和英美知識分子的浸染影響，在溫暖的日子里，被凝結(jié)和“潛伏”的類如這樣的觀點思想，就露頭了。但是，他以為是值得作一番認真的探索的東西，很快被證明是不合時宜的。一周之后，《人民日報》上便發(fā)表了標志“轉(zhuǎn)向”的《這是為什么？》一文。蕭乾因此被劃右派，受到大小批判會的無情批判。當時批判會上一些批判他的話，到晚年，蕭乾似乎還不能釋然。說他是“洋奴”、“泥鰍”，“腳踏兩條船”云云，他不能接受。他和他的恩師沈從文的往事，以及其中的恩怨是非的原委，他也會說得格外詳細。

記得在1994年年底，我?guī)状稳タ此?，都看到他把一本《文藝爭鳴》雜志放在手邊。這個雜志上面刊有某君責難他為什么不當張志新式的人物去為胡風為呂熒鳴冤的文章，稱他是“過于聰明的中國作家”（王彬彬：《過于聰明的中國作家》，載《文藝爭鳴》，1994(6)）。他為此難受，并且非常在意。他后來寫了一篇題作《聰明人寫的聰明文章》（蕭乾：《聰明人寫的聰明文章》，載《文藝爭鳴》，1995(1)），做了反駁。他有自我期待，但也有一種要對讀者負責、對歷史負責的責任感。多年前，他說起什么什么文章，會說自己讀了以后，覺得有些地方太松散，有些地方太啰唆，有些地方太空，有些地方又太實。他說，東西寫完，務必多看幾遍。寫的時候是作者。拿出去之前，你得以讀者的心情從讀者的角度去看那成品。文章最怕使人讀了撇嘴，或莫名其妙。

社會不斷向前發(fā)展、不斷變革，代表年青的新生代以至新的社會關(guān)系，不停地變動，永遠不安定。這就是蕭乾10年前去世，倒在新世紀的門檻，讓我尤感傷慟的地方。蕭乾說他喜歡和年輕人交往，是因為能不斷地從年輕人那里呼吸到青春的氣息，減慢自己老化的過程。但事實上，在他那里，一切新形成的關(guān)系等不到固定下來就陳舊了。一切固定的東西都煙消云散。我們從這位長者身上學到的東西更多。他思維活躍，但又時時用冷靜的眼光看待不斷發(fā)展的深刻動蕩與周圍一切的動態(tài)的特質(zhì)。他勤于思考、喜歡動筆，手邊總放著一個一頭用繩子系著筆的小本本，到80歲上，還寫了那么多的好文章，對抗平庸、庸俗，對抗固定和日益簡單化的趨向。我想，人雖然會慢慢變老，甚至會離開我們（蕭老離開我們已經(jīng)11年了！），但是，像蕭老這樣的人，存留啟蒙的概念和堅持，充滿洞悉人生的智慧，盡顯生命的奇跡，他的精神永在，他的作品常伴我們，他為他自己領(lǐng)取了進入歷史、進入人們心中的通行證。我會把他的點點滴滴放在自己的心里。我們會永遠記住他的，相信歷史也會。

丁亞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