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現(xiàn)在還有這樣嚴重的思想問題呢？主要有兩條?-因：一是揭批林彪、“四人幫”搞得不深不透，前期是市委按兵不動，后期是市委只注意了落實政策、平反冤假錯案，但對政治、思想理論方面的流毒卻沒有認真加以肅清；二是思想路線問題沒有解決，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沒有認真抓，盡管1979年5月我們以市委的名義召開了宣傳工作會議，當時宣傳口的人都來了，我們在這次會上就提出了補上這一課，但是由于工作沒有跟上，有的單位還按兵不動，補課仍然沒有真正開展起來。一直到這次市委擴大會議，補課工作才得以真正推動。

補課補什么內容

蘇：這次市委擴大會議上提出補課的具體內容是什么？

劉：我在這次報告中提出補課主要是解決三個方面的問題：首先是關于真高舉和假高舉的問題。這就是如何對待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態(tài)度問題：一種是我們黨的歷史上曾發(fā)生過的左傾教條主義態(tài)度，如王明就是一切從本本出發(fā)，理論脫離實際，還自稱是百分百的布爾什維克，結果使我們黨遭到慘重的失??；另一種就是毛澤東及其戰(zhàn)友的態(tài)度，一切從實際出發(fā)，把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的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結果把中國的革命引上勝利。現(xiàn)在對“文化大革命”中的方針政策，同樣不能句句照搬，把本本當作圣?-，仍然要從實際出發(fā)，實事求是，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才能恢復毛澤東思想的精髓。正確的加以堅持，錯了的加以改正，這才是真高舉。

其次，真理標準補課問題就是緊密聯(lián)系實際，繼續(xù)深入批判林彪、“四人幫”的極“左”路線，肅清它的流毒。主要表現(xiàn)在三個方面：（1）主觀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他們無限夸大主觀意志、主觀精神對客觀世界的反作用，顛倒客觀和主觀、實踐和認識的辯證法，不是用實踐檢驗我們的主觀認識，去總結歷史的?-驗教訓，只憑領導主觀想象辦事。本來從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完成，黨的八大召開以后，黨就提出把注意力集中到發(fā)展生產力上來，由于“大躍進”遭受挫折，對此未能貫徹始終。（2）習慣于以階級斗爭為綱，宣揚階級斗爭是社會主義發(fā)展的惟一動力，而且說階級斗爭越來越激烈，范圍越來越廣泛，宣稱只有通過階級斗爭才能過渡到共產主義，把重點轉移說成是丟綱離線，如所謂“離了綱心發(fā)慌”。（3）把抓生產說成是搞“唯生產力論”，把按勞分配說是資產階級法權。他們竭力反對發(fā)展生產力，以階級斗爭代替和取消生產斗爭、科學試驗，對任何領導、管理和從事生產的努力都加以反對。流毒之深，對全國?-濟的破壞十分嚴重。

最后，我提出對抓好學習的若干要求，這里特別強調要充分認識真理標準討論的重大意義，如不掃除多年來“左”的思想障?-，平反冤假錯案，搞四化建設，就無法調動群眾的積極性，也無從了解新情況，解決新問題。這是識別真假馬列主義的問題，是全黨的大事，絕不只是宣傳部的工作問題。各級黨組織第一把手必須親自抓，充分發(fā)揚民主，實行“三不主義”，堅決防止走過場。這次會議對“補課”起了決定作用。

人們對大規(guī)模補課的反應

蘇：這次補課中，人們的反應怎么樣？

劉：對于貫徹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賈庭三[3] 同志是始終支持我的，市委常委中的大多數同志也是堅決擁護并積極支持的。市委組織部和宣傳部積極配合，對貫徹三中全會精神，采取了一系列的重要措施。我們首先恢復了市委黨校，辦區(qū)、縣局領導干部學習班。自1979年5月至1982年7月，共舉辦了37期，參加學習的干部 4597人。到1985年5月，市委又部署各區(qū)、縣、局和高校，大廠、公司、公社、街道的黨委領導成員集中一段時間進行補課，18個區(qū)縣共辦學習班1144期，輪訓干部85800多人。[4]

在培訓過程中，我發(fā)現(xiàn)當時一些人的思想不通，說我這是反對毛主席。那時候“兩個凡是”還有一定的影響，說我反毛主席這個帽子是很嚇人的。我們長期的“左”傾思想，讓很多干部的思想都框在“左”的思想和個人崇拜之中，一開始不少人轉不過彎來，雖然他們覺得我們說的有道理，他們也不滿意“四人幫”，但感情上對有些事一時還不能接受。他們不了解，對毛澤東同志在民主革命時期的偉大功勛應當贊揚，但對他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錯誤不能不加以批評，這是實事求是的態(tài)度，是黨的?-則。他們認為毛主席是神，是不能反對的。這個緊箍咒很厲害，我在這么多期培訓班上講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很少有人公開表示贊成我們的觀點，個人迷信的現(xiàn)象是非常普遍的。我想，就算有的干部贊同我們的觀點，他也不會表態(tài)，因為他怕孤立，在這個轉彎過程中，沒有看清楚，他不敢輕易表態(tài)。這是正常現(xiàn)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