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2月，美濃部亮吉來北京訪問，簽訂了北京和東京結(jié)為友好城市的?-議。4月，美濃部亮吉就下臺了。上臺的是鈴木俊一，鈴木俊一是自民黨，他剛上臺可能事情比較多，沒顧上這個事情。于是我們這邊就主動給東京發(fā)了一封信，要求就友好城市進行具體磋商。8月，北京市外辦就派三位同志先去東京談判。開始有交鋒，但后來還比較順利。11月，北京市委第一書記林乎加率領了一個大型訪問團訪問東京，包括勞模和歌唱演員。林乎加同志是團長，訪問取得圓滿成功，促進了友好城市的進展。

1980年春天，鈴木俊一來北京訪問，率領了一個各界的代表團。北京和東京兩個城市的友好城市關系得到進一步加強。他們之后，東京都日中友好?-會作為民間團體代表也訪問過北京。北京市友?-也多次組團訪問過東京和日本很多城市，民間的友好活動大大加強。

形勢不一樣了 我們出訪歐美國家

蘇：1978年，來華的外國人突增，但我們走出去的次數(shù)也是猛增。

王：是的。這一年我也去了幾個歐洲國家。我自1972年帶領北京雜技團出訪亞非七國受到?-青的無理批判后，1978年才開始繼續(xù)出訪國外。不過，這個時候背景已?-不同，國內(nèi)外的形勢已?-不一樣了，我們出訪的目的、出訪的國家也發(fā)生了改變。

1978年，外賓來華人數(shù)激增，對外交往急劇增加，我們在歡?-外國人民來北京的同時，也開始走出去，而且不僅僅是走向社會主義陣營的國家。我在這一段時間去了兩趟歐洲。一個是1978年出訪北歐五國和英國，一個是1980年參加在意大利舉辦的世界大城市會議。

蘇：國務院在1978年春夏，組織了好幾個代表團到世界各地考察。[7] 您的北歐五國和英國行有什么目標？

王：時間應該是1978年秋天，在三中全會之前。我們?nèi)チ吮睔W五國與英國，共六個國家，包括丹麥、冰島、瑞典、挪威、芬蘭、英國。 我們這一行人有十來個人，都是北京市各部門的頭頭。劉汝民是市長助理，分管商業(yè)的；杜春勇是建委的，蘇兆林也是建委。這次我們?nèi)?，有一個很大的目標，就是考察西方國家的市政建設；外辦有兩位同志，一個是我，還有一個是吳澤民；還有一個姓劉的同志，?-是延慶縣委書記，后調(diào)到市農(nóng)場局。

因為各國首都的市長都來過北京了，特別是芬蘭的赫爾辛基市市長來過北京多次。他們一直都熱情邀請我們?nèi)ニ麄兡抢镉押迷L問。這次我們出去主要是加強北京與這些城市之間的友好往來，另外想出去看看，特別是考察各國的市政建設和商業(yè)等情況，我記得我們國慶節(jié)是在英國過的。具體時間應該就是九十月間。

訪問冰島是后來加的，開始沒定死，有可能去，有可能就不去了。冰島的首都雷克雅未克市市長有點親蘇。那時候我們與蘇聯(lián)的關系還沒有修復，但我們想還是應該去做做工作，多爭取一些友好國家和城市。后來我們在訪問期間向外交部請示，外交部指示，還是要我們?nèi)ピL問芬蘭。他們那邊也很重視，總統(tǒng)都接見我們了。

蘇：這個算是回訪嗎？有什么特別的感受？

王：我們一起去了這幾個國家，算不上回訪。就是城市之間的友好往來，雙方都很友好，對方也比較重視我們。當然，我們在這些國家，有意識地考察了一些我們感興趣的方面。

在這次北歐和英國之行中，我感受很多，特別是在節(jié)約能源和公民素質(zhì)、道德建設方面。30年前，他們的生活水平就已?-很高，都是公費醫(yī)療，實行福利國家制度。個人家庭藏書比較多，有看書的習慣。

我想，北歐這些資本主義國家搞福利社會，是因為當時俄國十月革命后，蘇聯(lián)發(fā)展一度很好很快，北歐這些資本主義國家害怕階級斗爭，于是推行福利國家政策，讓人人都生活過得比較安定，就不造反搞階級斗爭了，實際上是一種調(diào)和階級矛盾的做法。

我感覺到那里不僅物質(zhì)水平很好，道德水平也高。挪威、瑞典這些國家，如果在街上看到有人吵架都是大新聞了，人們比較有文化水平，注意節(jié)約能源，生活比較安定。我們現(xiàn)在的生活水平仍然趕不上他們30年前。他們的醫(yī)療和社會保障方面的一些好的做法，還是應該肯定的。如果在我國也能借鑒一下的話，對老百姓的生活是有很大幫助的，特別是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還得好好抓緊改進提高。還有，注意節(jié)約能源也是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我國人口本來就很多，浪費資源的現(xiàn)象很多很普遍，讓人很痛心，應該下大力氣建立節(jié)約型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