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前，我在市委副書記鄭天翔同志[1]的領導下，?-常跑到廠子去，整天在廠子里搞調查，通過調查，一直以來我就覺得平均主義大鍋飯是不可行的。因此，“文革”一結束，大搞四個現(xiàn)代化，我就覺得平均主義大鍋飯必須立刻破除，提出搞獎金也是挑頭的。那時候，沒有人提搞獎金這類的“物質刺激”措施，上世紀80年代初北京光學儀器廠提出搞“浮動工資”也是過了好幾年之后，還遇到了一些不小的阻力。

那時候，青年團、工會有時找我去作報告，都不算正式場合。當時化工局的領導班子中，主要領導們的思想是一致的，像趙慶和[2] 等，他們都是長年在基層搞工業(yè)的，都很懂得工人的心思，都知道平均主義帶來的干多干少一個樣，使得生產無法發(fā)展。所以我作報告時，膽子比較大。當時的化工系統(tǒng)隸屬于燃料化學工業(yè)部，大慶也在燃化部，粉碎“四人幫”后，北京市化工系統(tǒng)根據(jù)燃化部的部署，比較早地搞了“三大講”[3]， 在批“四人幫”方面，是帶頭的。因此，在打破影響工人生產積極性這些東西上，我們思想上禁忌比較少，而且，大家都有股探索的勁兒。不是你想搞獎金，我就想著斗你，不是這樣的，而是認為這事必須搞獎金。我印象中燃化部的同志們都是一門心思想著怎么樣把生產搞得快一些?！八娜藥汀贝虻沽耍蹅兘夥帕?，真是有一種再次解放的感覺。現(xiàn)在沒有障?-了，趕緊抓生產，大干現(xiàn)代化，越快越好！

所以，在初步改革的時候，對這塊改革――打破平均主義大鍋飯，相當多的人想法是比較一致的，頂多有人抱有疑問，說搞這個可以嗎？這和我們過去不一樣。沒人說這個不能搞，說你搞修正主義。所以，1978年的北京市化工系統(tǒng)大部分人都自然而然地覺得該這么走了，至于要不要搞計件?？赡苡行┤诉€沒有走到這個地步，但對于打破平均主義，大家認識是比較一致的。不過，當時我腦子里認為計件是最能體現(xiàn)按勞取酬的。

蘇：看來當時化工局人們的思想很活躍。

王：是的。北京市化工系統(tǒng)思想的活躍還得到了北京市領導的關注。當時北京市?-委主任葉林、副主任張彭兩位同志就?-常到化工局來，我們開大會討論這些問題，很多同志不時插話發(fā)表意見?；ぞ值母刹克枷牖钴S，特別是一批女處長特別能干。葉林說：“哎喲，你們化工局夠活躍的，女處長們都夠厲害的?！?/p>

我認為那時候我們的活躍不是對兩條路線的活躍，是一種“該干了、該大干了”的思想狀態(tài)，以及“怎么干”的探索狀態(tài)。而且，《北京日報》報道我們化工局大干現(xiàn)代化建設的情況后，據(jù)說當時還得到了華國鋒主席的表揚，我們就覺得更應該好好干了，要在四個現(xiàn)代化上好好往前趕了。這是當時我們的一種心態(tài)。

總的來說，粉碎“四人幫”之后至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我們這些在下面抓實際工作的干部，對更高層的兩條路線的斗爭的認識還沒有到某種高度，就處于一種要大干四個現(xiàn)代化的興奮之中，對于物質生活的一些困難并不太計較。我們還沉浸在英明領袖華主席粉碎“四人幫”的興奮和喜悅之中，從干部到工人，對“四人幫”的那種仇恨確實是到了一定程度，粉碎“四人幫”為什么那么迅速，那確實是得人心?！八娜藥汀币?-把老百姓都得罪透了，特別是鄧小平1975年整頓后的再次被打倒，那確實是犯眾?-了。為什么周總理逝世后，又出現(xiàn)那么重大的“天安門事件”？這不是?-帶頭、?-鼓動就能鼓動起來的，這是民心所向。所以到粉碎“四人幫”，容許批判“四人幫”了，要大干現(xiàn)代化了，這種興奮是可想而知的。當然，在干的過程中，也要探索怎么干得更好、怎么沖破障?-。在這個沖破障?-的過程中，有不同意見，但已?-不是過去那種搞路線斗爭的做法了。我認為，這就是1978年人們的思想狀態(tài)。

政治上的關心――小道消息

蘇：當時您感覺人們都關心些什么政治話題？

王：政治上呀，那時候很多人都關心小道消息。

我們當時的思想狀態(tài)，一個是上面說的處于充滿希望的興奮之中，另外一個我們想得比較多的是為舊市委平反[4] 、為“天安門事件”平反[5]這兩個問題。在我們這些干部當中，這兩個問題對我們而言，是壓得很沉的。一粉碎“四人幫”，腦子里就開始轉這個事情。當時我們有幾位同志常在禮拜六、禮拜天聚會。在這之前下放的時候，我們也偶爾聚會，現(xiàn)在我們這些人一回市里，就常去其中一位同志家，他的夫人也很熱情，就給我們做好吃的，我們幾個就打打牌，聊聊形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