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識是什么時候開始有變化的呢？有一次，北京市科委的同志給他匯報，匯報完了之后，說希望林乎加同志給大家講一講真理標準討論的問題，據說他生了氣了，可能拍桌子還是怎么的了，反正生氣了。說明他當時是比較支持華國鋒的，支持“兩個凡是”。這個事情就傳出來了，消息傳得很快，大家都覺得他怎么是這個態(tài)度？覺得這是不對的。開始對林乎加有懷疑，是從這件事情開始的。后來林乎加是怎么走的，我不知道，我想可能是因為他跟了“兩個凡是”的路線吧，絕不是北京市的干部頂了他什么的。

其實，林乎加在北京是干了一些實事的。華國鋒為了早日實現四個現代化，大量引進設備和技術，用了很多外匯，一定程度上使得?-濟背上了包袱。林乎加在北京的時候，也提出要搞多少外貿，我們當時覺得這個數字有點沒邊了，有點過分了。不過，這說明他是很想搞?-濟、搞發(fā)展的，他是實干派。?-來對他真沒什么懷疑，一度各地到處都傳“乎加指示”。那時候他一個一個口到處聽匯報，匯報完了他就講話，他講的話我們回去都很認真地傳達，有一段我們都說，全北京市各口到處都在講“乎加指示”，他的威信挺高，大家還是非常支持他的。

當時我在?-委，對他就挺佩服的，他比較懂行，工作能力挺強，他愿意聽工廠的實際情況，而且也挺懂。他也愿意和干部們交流，跟他說點思想上的事情，他還是愿意聽的。

蘇：總的來說，您對1978年有一些什么感受？30年過去了，現在看來，改革開放以來這30年，您有些什么印象？

王：1978年，我的印象就是中國面臨著向何處去的問題。不光是黨內外的同志關心，普遍的中國人都關心，而且都有自己的思考和想法。1978年是醞釀的一年、思索的一年，也是思想開始分野的一年。

當時人們對中國向何處去的思考也沒有完全成型，人們都有各自的想法，這些想法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人們對“四人幫”那一套東西很不滿，這是肯定的，對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目標也是一致的，但對于怎么實現四個現代化，人們又有不同的思考。所以，我說，1978年是思索醞釀的一年，思想分野的一年，也是新舊斗爭的一年。

對于改革開放這30年，我有兩個方面的感慨，一個是沒想到。1978年的我，是怎么也想不到今天的局面。我沒想到30年后我們國家有這么?-天覆地的變化，在政治、?-濟、文化、社會、意識形態(tài)等方面，我們的步子都走得相當快。還是?-來的那些土地和人民，還是?-來那些資源，但是社會的物質財富卻成倍地增多，必須承認，這是改革開放的重大成果。包括我在內，我們絕大多數人都是改革開放的得益者。

第二個就是憂慮和反思。不可否認，改革開放以來，也出現了很多嚴重問題，腐敗問題、貧富差距、物欲橫流等諸多丑惡現象都是我們應該去解決的。改革中有些問題是不可避免的，必須要付出代價、交高額學費，但有些問題是可以避免的。我們在反思和總結?-驗教訓上不太夠，應該學習德國這個民族敢于直面的精神和勇氣，從制度上、體制上總結這30年，特別是反思建國59年以來正反兩方面的?-驗。當然，要擺脫幾千年封建專制思想的深刻影響，不是一朝一夕能成功的，還得幾代人，急也急不得。

歷史是一筆寶貴的財富，這正反兩方面的?-驗我們反思的不夠，總結的不夠，用的也不夠。趁著?-歷了改革開放30年、建國59年歷史的人還在，應該好好總結和運用。我們民族一旦接受這筆財富，我們的民族將會變得更加強大。強大的不僅僅是?-濟上的強大，更是軟實力的強大，我們現在似乎還缺這個！

[注釋]

[1]鄭天翔（1914-），內蒙古涼城縣人。1935年參加革命。1936年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谷諔?zhàn)爭時期，歷任宣傳科長、專員、縣委副書記。解放戰(zhàn)爭時期，任專員、宣傳科長。建國后，任包頭市委副書記、書記、市長，北京市委常委、副書記、書記處書記兼秘書長。1975年后任北京市委書記。1978年5月任七機部第一副部長、黨組第一副書記，1978年12月至1982年4月期間，任第七機械工業(yè)部部長、黨組第一書記。1982年4月任航天部顧問。1985年調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中共七大代表。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