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11月7日，在十月革命十周年紀念日游行過程中，發(fā)生了令人震驚的“紅場事件”。當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師生隊伍經過觀禮臺時，十幾個青年學生突然展開標語并高呼口號：“執(zhí)行列寧遺囑！”、“罷免斯大林！”、“托洛茨基萬歲！”。支持和反對的雙方頓時拳打腳踢，扭打在一起。隊列在列寧墓前亂作一團。

緊接著，聯(lián)共中央嚴令莫斯科中山大學立即徹底肅清托派分子。那些曾經在公開場合或私下里支持托洛茨基的學生，很快被開除黨籍和團籍，遣送回國。

錯綜復雜的政治風云，為權謀小人的發(fā)跡提供了有利條件。

王明，就聰明地利用了政治傾軋的機會，通過巴結大學校長米夫，在學生內部的幫派斗爭中左右逢迎，從而從一個默默無聞的小卒，一躍成為留蘇學生的領袖，乃至于中共的領導人。

為了鞏固地位，清除異己分子，王明伙同米夫，蓄意制造了“江浙同鄉(xiāng)會”冤案。1928年，俞秀松、董亦湘、蔣經國等一些江、浙籍學生，為了互相關照，經常在一起聚餐、活動。鑒于俞秀松等人資歷較老、聲望較高，已經成為自己統(tǒng)治中國留學生群體的障礙，王明決定羅織罪名加以打擊。他聲稱在中國留學生中出現(xiàn)了反對蘇共的宗派小團體“江浙同鄉(xiāng)會”，并侮蔑其與托派勢力有關聯(lián)。在校長米夫的支持下，王明著手進行“徹底調查”。蘇聯(lián)肅反機關“政治保衛(wèi)局”也插手此事。不久，十二名中國學員被開除，四人被逮捕，一批學生受到株連。莫斯科中山大學內一時間人人自危、風聲鶴唳。孫冶方在回憶錄中寫道：

“在捏造的“江浙同鄉(xiāng)會”案件發(fā)生以后，中國留學生中氣氛十分緊張，甚至可以說是處在一種恐怖的氣氛中，即使同住一個房間，互相也很少談心。例如，當時我和烏蘭夫同志等四個人住在一個房間里，除了日常生活上事務性的談話外，就很少談政治或學習的問題?！雹?/p>

盡管所謂“江浙同鄉(xiāng)會”由于周恩來、瞿秋白等中共領導人的介入，最終被證明為一起捏造的冤案而被推翻，但是制造恐怖的元兇并沒有受到懲治，反而因為陰謀的得逞而更加肆無忌憚。

從二十年代末期開始，在斯大林的策動下，蘇聯(lián)的肅反之風愈演愈烈。已經完全把持了大學領導權的王明集團利用這個機會，先后發(fā)動了“肅清托派分子”、“反對第二條路線”、“反對先鋒主義”等政治斗爭，并仿效蘇共，開始殘酷的“清黨”。在他的淫威下，大批無辜的學生被開除、勞改、流放、關押，甚至被槍斃。莫斯科中山大學處于風雨飄搖之中，正常學習生活已無法維系下去。

對于斯大林來講，莫斯科中山大學不但已經失去當初設立的意義，反而成為各種麻煩層出不窮的策源地。1930年2月25日，聯(lián)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做出決定，關閉莫斯科中山大學。至此，莫斯科中山大學結束了其短暫的歷史。

除了莫斯科中山大學和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外，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蘇聯(lián)的一些軍事院校也曾接收過少量來自中國的留學生。

蘇聯(lián)和共產國際通過對中國革命青年的教育，確實為中國革命培養(yǎng)了一大批具有相當理論素養(yǎng)的政治和軍事干部。這些青年骨干，日后成為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的一份寶貴財富。

在蘇聯(lián)，大批有志向、有素質的青年革命者進一步堅定了革命信仰，提高了理論和認識水平，最終成為堅定的共產主義者，成長為著名的革命家、理論家、軍事家，為中國社會的變革與發(fā)展做出了杰出的貢獻。在他們當中，有鄧小平、楊尚昆、劉伯承、葉劍英、任弼時、張聞天、王稼祥、烏蘭夫、伍修權等我們耳熟能詳?shù)拿帧?/p>

還有相當一部分曾在蘇聯(lián)接受培訓的中國學員，回國后立即投入到激烈、殘酷的革命斗爭中，為中國革命和新中國的誕生貢獻了青春和生命。讓我們記住他們的名字：羅亦農、瞿秋白、何叔衡、向警予、趙一曼、左權、周保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