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報考留蘇預備部的學生集中在哈爾濱工業(yè)大學的一個特殊的考場里參加高考，大概有一百多人吧。最后被錄取的只有十個人。后來到了北京，又進行了一輪政審，結果又淘汰了一部分人。等到出國的時候，包括我在內只剩下四個人了。”張開華回憶道。

最初，留蘇學生的選拔考試不是很正規(guī)，考試科目也不區(qū)分專業(yè)方向，一律為語文、政治常識和俄語。34

1952年，是在中國留蘇學生選拔派遣工作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一年。

這一年的8月9日，中國高等教育部部長楊秀峰在《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蘇聯(lián)高等學校（軍事學校除外）學習之協(xié)定》上簽下了自己的名字。

《協(xié)定》規(guī)定；“已受過完全的中等教育或高等教育之人員，須按蘇聯(lián)高等教育部規(guī)定之課目經(jīng)過入學考試后，始能被接受到蘇聯(lián)高等學校學習?！?5

從此以后，留蘇學生選拔考試嚴格按照蘇聯(lián)高等院校入學考試的學科考試科目進行。

從1953年起，教育部開始舉行全國統(tǒng)一的留學生考試。北京、上海、漢口、重慶、沈陽、西安等六地設立了考區(qū)。為了確?？荚囐|量，教育部還成立了專門的學科考試委員會，負責考試標準和考試課目的審定。委員會分為政治財經(jīng)、理工、農醫(yī)、政法文教四個組，每組成員都是各學科聲望如日中天的學術泰斗，如政治財經(jīng)組的何錫麟、何干之；理工組的錢偉長、華羅庚、趙忠堯、周培源；政法文教組的錢端升、翦伯贊等。36

1955年參加研究生留學考試的徐靜[U10]至今還對備考的情形記憶猶新：

“我所就職的中山醫(yī)科大學推薦了二十多名大學畢業(yè)生和在職教師，經(jīng)過政審只剩下了四人。學校給了兩個月的時間準備考試。我已經(jīng)工作了幾年，大學學的一些基礎課已經(jīng)記不得了，只好一門門從頭撿起。我當時已經(jīng)有了孩子。母親非常理解和配合我，把孩子管起來，解除了我的后顧之憂。

那時家里居住面積不大，上有老下有小，在家里學習會影響家人休息，單位下班又鎖了門。我看宿舍外面有一盞路燈還比較亮，為了不影響家人休息，夜里有時就坐在路燈下學習；早晨天還沒亮，我就又坐到路燈下。那可真叫夜以繼日、披星戴月?。?/p>

考試是在武漢大學進行的。正值酷暑，武漢被稱為火爐。人坐著什么都不做，汗都順著衣服往下淌。我們考試的教室又悶又熱，大家又緊張，有的人考著考著就暈倒了，有的人交卷的時候一下子倒在了講臺上。我們的考場當場倒下了七八個人?！?/p>

留學生考試和公開選拔制度，為普通家庭的子女開啟了出國學習的大門。“出國留學”從此不再是少數(shù)人的權利。

通過優(yōu)中選優(yōu)、嚴格審查，國家遴選了一大批政治可靠、學習優(yōu)秀、身體健康的未來棟梁之材。這份投入，在后來收獲了慷慨的回報。

“填鴨式”教學

在留蘇預備部的一年時間里，生活的核心內容是俄語和政治學習。

學員入學后，按照俄語由低到高的不同水平，分成小班教學，每班的學員約有三十人左右。

大部分學員在來到留蘇預備部時，俄語基礎都不好；有的人甚至根本沒有接觸過俄語，要從第一個字母開始學。要想在不到一年的時間里，初步掌握俄語語法，積累生活、學習所需的基本的單詞量，除了死記硬背，也沒有更好的辦法了。

所有學員都給自己布置了每天背誦幾十個單詞的任務，為此大家想了各種各樣的辦法幫助記憶。其中，諧音記憶法最有效。比如，把俄語的“回家”說成“打毛衣”，把俄語的“星期天”說成“襪子擱在鞋里”，毛巾被說成“撥拉芹菜”。各種諧音有的形象，有的詼諧，笑鬧之間，許多生拗的外語單詞就記住了。

俄語中有一個發(fā)音近似于“勒”的顫舌音，需要用口腔中的氣流持續(xù)沖擊卷起的舌尖。這對于說話時舌頭比較硬的中國人而言，是個不小的困難。有不少學生苦練幾個月，舌頭都腫痛了，就是發(fā)不出來?？墒遣粫l(fā)這個音還不行。俄語中還有一個 “勒”的平舌音。有些詞就是這一個字母的區(qū)別，發(fā)音不準確有時會造成詞義的曲解。有的同學推薦了一個方法：練發(fā)音的時候在口中含一口水。大家一試，還真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