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某些人壞卻對另一些人好？

對于同意亞里士多德的人來說，他們可能會認為完全有理由有必要對于“屈從于本能”采取堅決反對的態(tài)度。這幾乎是普遍的規(guī)則：這樣的人的動機說好聽了是“工具性的”，說不好聽就是“邪惡”。更重要的是，他們傾向于認為惡性（美德）是純粹的。惡人的惡性不只限于他們生活的某一方面。相反，惡人的所作所為具有一致性，他們的惡性貫穿于他們所從事的各種各樣的活動。如果一個人貪婪、不顧及別人、不負責任，他在父親、鄰居、網(wǎng)球俱樂部會員、同事、學生、立法者等任何角色中，都會如此行事。這種觀點認為，如果你是個惡人，不管你恰巧承擔何種角色，你都會是個惡人。

上述說法肯定是一種可能。但是否必然是這樣？是否還有這樣的可能：一個人在生活的某些領域是壞人，在其他領域不是？是否有可能某個人在某個角色上卑鄙、肆無忌憚，在其他的方面卻表現(xiàn)出美德？根據(jù)勞倫斯. 布盧姆(Lawrence Blum) 的觀點，這個問題就是：“人類是否能夠實現(xiàn)道德的專門化、分隔化和不一致？”也就是說，我們在不同的角色、生活的不同領域中，是否有選擇地有時表現(xiàn)得好有時表現(xiàn)得壞？有人也許會說，這種分隔化的做法乃是一種更大的惡性，在此我們就不做討論了。現(xiàn)在要關注的是：人們在不同的角色和活動中、在不同的道德領域中，是否會真誠地、自由地做出不同的反應？

事實上，只要縱觀我們這個客觀世界的運行就會發(fā)現(xiàn)，壞人做好事（或相反）也是一個規(guī)律而不是特例。原因之一就是，在任何的合作活動或集體生活中都存在著“一種固有的、天生的道德”。這對于一個紳士群體和一個犯罪團體同樣適用。如果一個犯罪團體要生存、繼續(xù)其不法生意，他們也需要一些圈子內外的人，能夠對他們講真話、關心他們的利益、真正地尊重他們本人，最重要的是，能夠值得他們信任。這里的邏輯很簡單：如果他們要與某一伙人開戰(zhàn)，他們就不能把所有人都變成敵人。如果他們作為一個集體要想做成什么事，無論好事壞事，其中必須有一些友誼——忠誠、依戀、奉獻和互相支持——這些都發(fā)生在成員之間。

而且，即使是最恐怖的“教父”，也想有一個私人生活——在他做全職壞人的同時也有一部分生活。因為沒人會一天工作24 小時，無論這些邪惡的生意多么賺錢；即使是最可惡的黑社會成員也不想一周七天被人恨。相反，他也想要一個真正愛他的家庭，一個純粹出于興趣與他下棋的人，一個既不恨他也不怕他的廚師，甚至還有一條會歡迎他的狗?？偟膩碚f，只要一個壞人過的是包含多個領域的生活，認為自己可以承擔不止一個角色，他們就會對少數(shù)人忠誠，并把他們當作真正的朋友來關心。

但是，有兩點需要注意：第一，上述討論不是為了證明壞人為了生存或成功假裝出美德（雖然也可能確實如此）。問題是由于他們生存下來并成功了，使我們推測他們之間肯定有一些關心和關愛。第二，不要誤以為我要浪漫地看待壞人或者贊美邪惡組織，我只是想證明即使是目標邪惡的生活，這其中也可能有一些良好的道德情操。

對于壞人朋友的忠誠忠誠在多大程度上與道德相關？

第二個問題是標準問題，即我們應該給予我們的朋友多大的忠誠。對朋友忠誠是理所當然的，但對于壞人朋友的忠誠卻往往遭到質疑。最多的擔心就是我們對做壞事的朋友忠誠，這與我們其他的道德義務相沖突，比如做一個負責的公民；甚至，我們自己還可能成為同謀。這就是甘地的觀點。喬治.奧威爾認為“親密的友誼是危險的，因為朋友之間是互動的，對朋友的忠誠可能導致一個人做壞事”。我相信大多數(shù)人都面對過這種兩難：一方面是對朋友忠誠，一方面是傷害其他人。例如，小學時我們就常常陷于這種兩難：是隱瞞朋友抄作業(yè)的行為呢，還是報告給老師。當我們長大后，這樣的兩難可能變成了在“借錢給一個放縱的朋友”和“對家庭的義務”之間的抉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