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更大的問題超越了個別事件。一個富有的成年人，利用強大的影響力令一個十來歲的孩子遭到逮捕，而且還在全球平臺上被指名羞辱，只不過是為了一點小小的違法行為，我們真的需要這樣的一個世界嗎？答案既是肯定的，也是否定的。上百萬人的確想看到事情的結局，這部分是因為這個故事?lián)胶土说赖潞捅灸艿膾暝６?，莎莎的所作所為是錯誤的，我們希望錯誤行為受到懲罰。但在同時，我們也希望罪與罰是相適的。有那么多人拿了別人丟失的東西而不歸還，所以很容易斷言莎莎不應該逃脫懲罰，但假如我們想象一下，把人物的位置顛倒過來，上述邏輯看上去就不再具有一致性了。窮人也丟手機，損失的程度還更甚，為什么埃文能夠威逼紐約警察局在那么多丟失的物品中，唯獨關心這一部手機？

倒退回幾年前，埃文也不可能讓他的故事被別人聽到。在網(wǎng)絡變得無所不在之前，他無法吸引聽眾，更不用說數(shù)以百萬計的聽眾了。而缺少了聽眾，他根本無力讓警察局變更控告的類別。想想看，我們有多少生命浪費在漠然的官僚主義奴役之中。埃文的最終獲勝因此堪稱一個巨大的成功，但這種成功并不是沒有代價的。警察的時間是有限的，而人們感受不公正的意愿是無限的。不論何時，如果擁有影響力的人被惹怒了，都可以單方面把自己的優(yōu)先選擇加諸于當?shù)氐木炀郑@個世界難道也是我們所需要的嗎？

這些問題都是無須作答的，因為我們已經(jīng)得到了這樣的世界。真正的問題在于，下面還會發(fā)生什么？一部丟失了的手機的故事描繪了未來的變化--有些變化是好的，有些則是壞的，大多數(shù)變化則復雜得無法貼上標簽--它們正影響著群體集聚和合作的方式。這些變化是極為深遠的，因為它們正放大和延伸著我們的基本社會技巧，還有我們特有的社會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