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咸豐末年到辛亥革命前夕，是日升昌的又一個發(fā)展時期。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以后，清朝官吏腐敗驕奢，賄賂成風，社會動蕩，盜匪叢生。為了避免鴉片販子、走私商人之類的生意與票號發(fā)生關系，票號的服務對象由過去的以工商鋪戶為主，向官吏、豪紳和工商鋪戶并存轉變。尤其是經過咸豐、同治年間的太平天國革命之后，官府與票號的關系更加緊密，凡軍餉、賠款、丁糧、厘金、賦稅和官府財政款以及賣官爵鉆營行賄的贓款，也都由票號過局。這個時期是日升昌的極盛時期。據1906年對日升昌票號14個分號匯兌統計，收匯款高達1633660兩，交匯款達15891544兩，日升昌票號的匯兌額擴大了，基礎規(guī)模也更擴大了。一紙匯票一到，10萬、100萬的現銀立即到手。日升昌于是信用顯赫，遠近聞名，但是這種依靠政府收入的業(yè)務模式也為日升昌日后的衰落埋下了伏筆。

辛亥革命之后是日升昌票號的衰落時期。特別是隨著清王朝的滅亡和辛亥革命的成功，日升昌和其他票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打擊和毀滅。日升昌危機爆發(fā)的外因集中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外國銀行的入侵，中國銀行、官錢局的設立，使票號逐漸處于不利的競爭地位；二是帝國主義不斷侵略，國內戰(zhàn)亂連綿不斷，嚴重破壞了還很脆弱的商品經濟，票號受到了很大影響；三是國內交通、通訊條件的發(fā)展，金融流通加快，票號的優(yōu)勢開始減退。

而安于現狀、不思進取、固步自封則是日升昌事業(yè)衰敗的內在原因。日升昌曾經失去幾次歷史機遇。清末，清政府組建大清銀行要日升昌入股，被平遙總號拒絕；外資銀行要求日升昌合資組建銀行的提議也被拒絕。日升昌自我封閉似乎正是其自我毀滅的開始。后來的經營者熱衷特權、依附權勢、放棄自強自立，同時驕奢淫逸、貪圖享受的風氣，使衰亡成為必然。

日升昌倒閉的導火索是一個突發(fā)事件。1914年，日升昌北京分號經理侯垣因擔保祁縣合盛元票號受到牽連，被債權人起訴，潛回平遙，平遙總經理郭樹柄怕被牽連也選擇了潛逃之路，致使日升昌被查封，此后，一蹶不振。1910年，當財東李五典聘請郭樹柄任總經理時，股東不參與經營管理的制度被打破，李直接參與股權設置、經營管理，導致股東、經理都負責又都不負責。而后，日升昌經歷了破產、整頓、債權做股東、復業(yè)等幾個艱難階段，已經不能與過往的輝煌同日而語。1932年，日升昌改營錢莊，逐漸退出了歷史舞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