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你長期以來對經濟分析中“不確定性”的重要性的關注，你的論文《概率以及效用度量的嘗試》（Probability and the Attempt to Measure Utility）和《效用、偏好以及概率》（Utility，Preference，and Probability）為金融理論的發(fā)展開辟了一條主要通道。沿著這條路線你發(fā)表了《認股證定價的理性理論》（Rational Theory of Warrant Pricing），《關于風險分攤的好處的一般證明》（General Proof of That Diversification Pays），《基于動態(tài)隨機規(guī)劃的終生財產組合的選擇方法》（Life Time Portfolio Selection by Dynamic Stochastic Programming）和《以均值、方差、及更高階的權值表述的財產最優(yōu)組合分析的基本近似定理》（the Fundamental Approximation Theorem of Portfolio Analysis in Terms of Means，Variances，and Higher Moments）。這些論文標志著你對金融理論發(fā)展的具有根本重要性的貢獻，它們至少為后來者當中的，因為金融理論貢獻獲得1997年諾貝爾獎的羅伯特·默頓（Robert Merton）指明了方向，使其能夠最終建立現(xiàn)代金融工具的動態(tài)隨機過程分析模型。后者為當今世界上正在發(fā)生的支持著經濟增長與經濟發(fā)展的金融革命提供了理性基礎。

以上我所提到的這些貢獻，僅僅構成你那許多卷著作的一個相當有限的部分。而那五卷本的文集還沒有包括你最近的著作，例如我最近讀到的，你1992年發(fā)表在西爾頓編輯的紀念哈桑尼的那本文集（Rational Interaction）里，反思經濟學與熱力學關系的文章。在經濟學家里面流傳著一則沒有得到確證的故事：在你博士論文答辯快要結束時，你的導師熊比特轉過臉去問你的另一位導師萊昂節(jié)夫，“怎么樣，瓦西里，我們通過了嗎？”（汪注：英文是“well，Wassily，have we passed？”導師們覺得這次答辯簡直就是考老師而不是考學生。）

在這樣冗長的導言之后，薩繆爾森教授，我希望向你請教下列的問題：

問題一

你曾經寫道：“在這個專業(yè)化時代，我有時覺得我是經濟學里最后一個博學家了?！?/p>

你是否看到了“知識的分割”在未來世紀所帶來的某種危險或對人類心智全面發(fā)展所造成的障礙？你是否同意為了獲取新的知識，人們必須首先分析性地（而不是綜合地）對待現(xiàn)象形態(tài)？就這樣一個“分析 - 綜合”的問題，你將對未來世紀社會科學，科學與人文學科的學生提出哪些建議？

問題二

與第一個問題相關的是，你的學術工作已經極大地加強了經濟學作為一門社會科學所具有的“科學性”的那一方面。你是否也愿意或者關注當代經濟分析的“社會性”那一方面呢？對你的中國讀者，你是否愿意對經濟學在人文與科學之間的最終定位給出某種預測？更廣義而言，由于你已經將經濟學塑造成了“綜合”學科（也指他的學派的名稱“新古典綜合”），你是否會建議做更高層次上的綜合，所謂一切科學，一切社會科學，一切人文學科的“宏偉綜合”？或者，你根本不能同意這樣一種“綜合”，你認為這就學術的實質而言是不可能的，并且就你所抱持的道德判斷而言是錯誤的？

問題三

90年代以來，你最關注和思考最多的問題是什么？你認為21世紀的社會科學將面臨的最具挑戰(zhàn)性和最根本的問題是什么？

問題四

過去十幾年里，關于工業(yè)組織、企業(yè)以及一般地，關于生產的經濟理論已經有了實質性的變化，主要由于制度分析以及所謂“新制度經濟學”的興起。然而，各種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從來沒有能夠在形式化方面達到可以與你為新古典經濟學所建立的那套框架相比的程度。根據你的深思熟慮，根據你的廣博學識，根據你在科學與社會科學研究中的長期經驗，并且注意到在制度分析中有許多因素（例如“意識形態(tài)”在諾斯理論中的重要作用）是難以定量化的，你認為制度經濟學家們是否可能獲得一種形式化的語言呢？如果你認為這是可能的，那么你覺得哪一種數學工具在這方面最有潛力？

問題五

你曾經為許多決策機構咨詢，你積極參與了公共事務（例如反通貨膨脹的辯論）。在后冷戰(zhàn)時期工業(yè)國家面臨的最重要的公共事務里，兒童教育一直受到公眾日益增長的關注。你是否愿意就此提出見解，討論你認為與此最直接相關的那些問題？

問題六

在你為一本關于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書寫的前言里，你列舉過一些例子來說明在科學領域里曾經有過不少被諾貝爾委員會大大忽略了的重要發(fā)現(xiàn)，并且類似的忽略將來仍然會有。這是極可以理解的，因為極大的不確定性存在于科學發(fā)現(xiàn)過程本身，也存在于今天這個高度專業(yè)化了的“知識分割”的社會。在我看來，只有作者本人有充分信息來評價自己的工作。就你所發(fā)表過的那許多科學論文而言，你是否能夠向我們推薦其中的一篇、兩篇、或者三篇，作為你個人最喜歡的作品呢？

薩繆爾森教授的答復

我曾慣于說我是經濟學領域里的博學家，因為這個領域已經變得如此專門化，人們只能專注于狹隘的研究課題上。我曾一直試圖跟上所有題目的進展，但到了我……也許六十多歲的時候，我發(fā)現(xiàn)我已經不可能繼續(xù)跟蹤在所有這些題目上取得的進展了。這樣，在我已經接近九旬的今天我不再認為自己在各個領域都是“大師”了。我也不認為每個人都應當嘗試做這樣的博學家，因為最大的優(yōu)勢仍然來自勞動分工。不過，最好是有那么幾個人，他們有能力將對最復雜的數學技巧，計量理論，以及統(tǒng)計學方面的理解結合起來，同時具備對現(xiàn)實世界的良好判斷力，知道什么是重要的問題。我覺得晚年的阿瑟·奧肯就是這樣一個典范，同時具有偉大學者的智慧和具有例如瓦爾特·海勒那樣的實踐眼光。同時，他還關注著，至少我也是如此關注著，經濟學的倫理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