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瑞士后，米列娃給朋友寫信傾訴回到故地的高興心情。她一直認為布拉格臟兮兮的，對孩子們的健康很不利。愛因斯坦此時的工資與他們在布拉格時差不多，所以生活依然可以比較寬裕而舒適，他們搬到一所寬大的向陽公寓里，家里的現(xiàn)代設施應有盡有，而且離蘇黎世聯(lián)邦技術大學校園很近。但是提到丈夫，米列娃在信中寫道：“我自己都覺得有些丟臉，我和孩子們對于他來說顯得不那么重要，只是處于他的物理學之后的第二位而已?！睈垡蛩固箘t對再次回到蘇黎世的老朋友們中間感到十分滿意，也很享受在母校的教授生活。不過米列娃的精神狀態(tài)一直不好，甚至變得很壞，她變得越來越沮喪而乖僻，這一方面可能是因為她殘疾的腳一直疼痛不斷，另一方面由于巴爾干國際局勢不斷惡化，極有可能導致戰(zhàn)爭，她對父母和老家的朋友們的安危十分擔憂。對此愛因斯坦不但沒能向妻子給予適當?shù)臏厍楹完P愛，反而越來越疏遠心情抑郁的妻子，常常一個人躲到朋友那兒拉小提琴散心。

1912年愛因斯坦受邀成為一本關于輻射的書的撰稿人之一，開始整理自己的著作，這次整理出來的著作后來被稱為“狹義相對論”，與1915年-1916年發(fā)現(xiàn)的“廣義相對論”相區(qū)別。愛因斯坦大約花了兩年來完成這項工作，但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爆發(fā)沒能及時出版。戰(zhàn)爭結束幾年后，出版社讓他修訂更新書的內容以便安排出版，但那時他實在忙不過來，就這樣這部著作竟然延遲了幾十年才于1995年最終出版為四卷本《愛因斯坦論文集》，這部著作即使在今天，對人們研究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思想也有著極高的價值。

1912年初，愛因斯坦開始認識荷蘭物理學家保羅·艾倫法斯特，他到布拉格拜訪當時還在該城的愛因斯坦，后來成為愛因斯坦最親密的朋友之一。愛因斯坦后來回憶道：“在一起相處了幾個小時我們就成了好朋友，我們倆意氣相投、惺惺相惜，我們真摯的友誼一直持續(xù)到他離開人世?！弊阅菚r始，他們開始了一直長久熱情持續(xù)的書信往來，討論物理學、音樂、猶太復國主義和他們的家庭。此后在德國時的交往中，愛因斯坦甚至收到艾倫法斯特送的小提琴和一臺鋼琴。多年來艾倫法斯特一直想讓愛因斯坦到荷蘭的萊頓大學作長期研究，但愛因斯坦已在柏林大學安頓下來，沒有很強的意愿到別的地方去。1934年，艾倫法斯特患上一種愛因斯坦稱之為“病態(tài)自信缺乏癥”的心理疾患，持槍殺死了正在醫(yī)院接受治療唐氏綜合癥的16歲的兒子，然后自殺于兒子旁邊。愛因斯坦對艾倫法斯特之死十分悲痛，十分惋惜失去一位親密好友。

1913年，愛因斯坦的婚姻越來越搖搖欲墜，但從這年起愛因斯坦意識到不能再逃避自己對妻子和孩子的責任。他內心斗爭十分激烈，從他給愛爾莎的信中可以看出內心的掙扎。他依然對她頗有好感，但感到左右為難。米列娃腿部痛苦不堪的疾患讓她終日臥病在床，甚至不能很自如地照顧年幼的孩子們和完成家務。在愛因斯坦看來，米列娃變得越來越令人厭煩，經(jīng)常情緒低落，而且老是喋喋不休地抱怨——盡管她這么做顯然有她的道理——但對于愛因斯坦，他實在難以忍受，為了不被煩人的家事分散精力，他讓自己終日忙于工作，專注于新的引力理論的思考，并盡量不去想迷人的愛爾莎。因為擔心雙方家庭不同意他們的來往，曾連續(xù)九個月沒給愛爾莎寫信，但當愛爾莎給他寄了一封生日卡后他們又恢復了秘密通信。在那后不久，愛因斯坦和米列娃一起來到巴黎，他在那作了一次演講，還到居里夫人家做客。當年夏天，居里夫人攜女兒來訪，愛因斯坦帶著九歲的漢斯與居里夫人母女一塊到瑞士南部的恩格達恩山谷作了一次家庭徒步旅行，同行的還有居里夫人九歲大的女兒。米列娃由于腳患的原因未能加入這次徒步旅行，但顯然很喜歡戶外的新鮮空氣和美麗的景色。保羅·艾倫法斯特夫婦隨后也前來拜訪，到蘇黎世愛因斯坦家住了兩個星期，兩位物理學家在一塊相談甚歡，兩人的友情更加深厚。

1913年，丹麥物理學家尼爾斯·玻爾提出關于原子運行的新理論，進一步促進了量子論的發(fā)展。他認為原子中圍繞原子核旋轉的電子只在一定范圍內運動，這個范圍即為量子化的軌道。根據(jù)這個理論，當電子從一個能量級的軌道移動到另一個的時候，光線中的光子便表現(xiàn)為被發(fā)射或吸收。玻爾因這個理論在愛因斯坦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之后的1922年也獲得同樣的榮譽。

9月份，愛因斯坦夫婦帶著孩子們到匈牙利看望外公外婆。在米列娃的要求下，漢斯和愛德華在匈牙利當?shù)匾凰鶘|正教教堂接受了受洗儀式。父親愛因斯坦對有組織的宗教沒有任何興趣，所以并未參加孩子的受洗儀式。從米列娃父母家出來，他們一家又到奧地利首都維也納去了一次，愛因斯坦在那作了一場關于他正在研究的新引力理論的演講，這場演講在維也納引起轟動，許多主流報紙都在頭條登載了這條消息。然后米列娃帶著孩子們回到蘇黎世，愛因斯坦則到德國柏林處理一些私人事務并在那密會愛爾莎。

同年，愛因斯坦與數(shù)學家、私交甚篤的好友馬歇爾·格羅斯曼共同發(fā)表了一篇關于廣義相對論的論文。愛因斯坦在論文中負責解釋物理原理，格羅斯曼則負責將原理通過復雜高深的數(shù)學演算歸納為數(shù)學方程式（這種合作的新方法在愛因斯坦的另一篇論文也被運用，合作者是他的另一個同事）。愛因斯坦通過這篇論文，覺得已在解釋廣義相對論方面完成了巨大的突破——他是如此自信，實際上甚至認為沒有必要再用實驗來證明。但他還是滿懷希望地等待著下一次日食，認為通過對日食時一些天象的實驗觀測，勢必能向人們證明他的理論的正確性。

1913年11月，愛因斯坦終于等來他幾個月前就斷定十拿九穩(wěn)的好消息，普魯士科學院通知他已被選為該院院士，并且聘請他為柏林大學的教授同時邀請他擔任馬上就要成立的威廉皇帝物理研究院的負責人。這些職位為愛因斯坦帶來可觀的薪水，因此，盡管米列娃相當反對，他還是決定接受這些職位。為什么愛因斯坦不顧讓他深惡痛絕的呆板的普魯士人和扼殺自由和天性的教育制度而想要回到討厭的德國？許多人感到不理解。但是應該注意，接受這些職位的其中一個條件是，不會強制要求他到課堂教學。雖然他并不討厭作演講，但仍然覺得教學工作太占用搞研究的時間了，他最喜歡的還是做他個人的理論研究。到柏林大學便意味著他可以更加專注于完成廣義相對論的構建工作。當然毫無疑問，他心中的秘密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畢竟柏林是愛爾莎居住的地方。所以他義無反顧地接受了邀請，踏上到柏林的旅途，而這一去給他的生活帶來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