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回，我想撇開常規(guī)的那些，往深里看去。

有一些事發(fā)生了，但看似與詩歌無關；有一些相當重要的事件發(fā)生了，但有心而有識者實在是少得可憐，他們看不見。

有時候想想就忍不住要笑出聲來，這個壇子經常開會--中國人的會又老是以研討為主調的，研討來研討去卻不見思想產生，中國詩壇會上思想的含金量已經嚴重低于詩人在網上的只言片語了。

我在此想說的事也正是發(fā)生在網上：那是雅典奧運會剛結束的時候，中國人不就是多拿了幾塊金牌嘛！西方列強的輿論便一下子坐不住了：《紐約時報》、《時代周刊》、《泰晤士報》、《讀賣新聞》、《莫斯科新聞報》--長期以來，這些媒體對于我們意味著什么？說成是“現代文明的代言人”也不為過吧？卻是一派胡言，一堆小丑！像網上常有的那種嫉妒狂在發(fā)帖子。其中暗藏的一個邏輯是相當霸道而混帳的：中國人拿多了金牌就是有問題的，越拿的多就是越有問題。

幾篇小丑之文被掛在了詩歌網上，便成了一塊試金石，什么人說什么話。絕大多數庸眾的反映可以他們自道的三個字予以概括“有道理”--好一個“有道理”！誰的“道理”？西方政治正確文明正確的“道理”！廿年以來，他們所受的教育就是不斷地接受這種道理，到今天像合格的畢業(yè)生那樣在網上立場文明態(tài)度正確地說一句：“有道理”。個別真正的詩人則絕塵而去，怒不可遏，小題大做，指東打西，破口大罵！不過是在借奧運之事談思想說詩歌，言詞極端或高妙如“魯迅的拿來主義比我較為低級，不過是從東洋拿回一把手術刀來割國民性的瘡”。--若干年前，有嶺南青年才俊提出過一個有價值的問題（在硬努著批判魯迅的人群中能夠提出個把有價值的問題就相當不錯了）：為什么魯迅只差一步成尼采？給出的答案是：因為他沒有瘋--明擺著他瘋不了，因為本質上他是西方（包括東洋）文明的正確論者--這樣的人對大是大非那么有把握，他怎么瘋得了？這是我所給出的更進一步的答案。

忽然想到：在中國的詩人中從來不乏制造思想的能力（哪怕它只產生于一個、兩個、三個人中），這使中國詩歌的某一部分從未喪失過硬度與重量。在近距離的接觸中，我發(fā)現詩歌藝術的列車拒載的是兩種人：一種是無話可說硬要寫出“詩”來的“散仙”，一種是在正確文明指導下用道理來寫詩的人。前者利用思想并不直接等同藝術--其中的轉化又是一個復雜而微妙這兩點來回避思想，拒絕承擔，進而掩蓋自己空空如也的頭腦；后者則永不懂得不論思想還是藝術都是在與文明的錯位中產生，照搬是最大的無能--就這樣，一代人被甩下去了，兩代人被甩下去了，三代人被甩下去了……我已經有經驗了：見到這些老的新的下車者，你永遠不要問：為什么不寫了？--這樣的提問等于給了白癡耍個性的機會，明擺著的一個事實是：他們拿什么來寫？！

就像列強們不喜歡中國的運動員多拿金牌一樣，他們也不喜歡中國的詩人真的把詩寫好：好也得像他們標準中的那個好法。很早以前，那個叫做斯蒂芬·歐文的美國教授早就開宗明義了，他一方面說北島的詩讓瑞典詩人想起了他們的“少作”，另一方面則口氣地說：我們認為他是最好的，中國人就會接受。但好在不是所有的中國詩人都在朝著這個標準而去，不是為了讓爾等看著舒服，在上個世紀末，于堅說：“中國新詩的前衛(wèi)部分在一個世紀之后，終于有了自己獨立的身體、精神和尊嚴，它不再是意識形態(tài)、知識的外延部分，不再是無休無止的學生。詩就是詩，創(chuàng)造、獨立、清晰、光明。面對這個世界對強權意識的普遍諂媚，它發(fā)出了決不媚俗的、來自漢語、來自中國大地、中國經驗、中國傳統和心靈的聲音。這聲音雖然微弱，但畢竟出現了，這聲音使‘拿來主義’的二十世紀新詩沒有可憐地只是以‘博士論文’結束。” “七十年代我是秘密的個人主義者。八十年代我是半公開的自由主義者。我發(fā)現，從九十年代末以來，在詩人中，我將是秘密的民族主義者?！蔽以凇?000：中國新詩關鍵詞》中為他擊掌道：“好一個‘秘密的民族主義者’！如果在這一年里于堅的這句話只有我一個人在為之鼓掌，那么我孤獨的掌聲證明的是我聽覺的質量。如果這‘秘密的民族主義者’在中國的詩人中只有于堅一人，那么我就早已成為另外的一個人……”

結果是，在此后的兩三年中，我們不約而同地寫出了各自的《唐》和《長安行》。我永遠難以忘記，我在本地的一所大學朗誦我《唐》的表情時，一位當時作為主講人的歐洲漢學家那副難過的表情，在此詩面前，他那來自西方的讓他拿到博士和教授的知識不夠了，文明培養(yǎng)給他的對詩的判斷力在瞬間失效，他有著無法繼續(xù)在中國人面前繼續(xù)權威下去的痛苦……

“讓中國的詩歌成為他們眼中一個秘密的系統！”不久前的旅途之中，我對另外一位詩人如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