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之后，在東京召開的西方七個主要工業(yè)大國經濟峰會（七國集團，或者簡稱G7）上，我們在斯特拉斯堡討論過的許多議題又被再次提起。在下院做完有關斯特拉斯堡歐洲理事會的報告之后，我們立即驅車前往希思羅機場，準備長途飛行前往日本。我知道，石油價格及其對經濟的影響將再次成為會議討論的首要話題。我就此問題了解了許多情況。我隨時可以從丹尼斯那里了解到有關石油工業(yè)方面的知識。另外，在首相別墅吃午餐期間，石油專家們也向我做了全面的介紹，他們對石油業(yè)有著非常透徹的理解。相反，我在東京還將發(fā)現，那些與會的政治家們認為他們可以通過定立計劃和目標來限制石油消費，但實際上他們對市場的真實情況卻了解得很少。

利用途中的時間，我們討論了其他一些同樣重要的問題。為了縮短赴日的航程，我們尋求蘇聯的批準并被允許飛越俄羅斯上空。我們的飛機在莫斯科機場降落以補充油料，蘇聯總理阿列克塞·柯西金中斷了共產黨蘇聯的一個部長會議前來機場與我會面。讓我感到吃驚的是，在事先沒有安排的情況下，他們在機場的大廳里為我舉行了歡迎宴會。對于重要的來訪者，蘇聯人總是熱情好客，非常大方：那里有兩個世界，一個是為外國的權貴和黨內的精英們準備的，各種奢華應有盡有；另一個世界是為普通人準備的，只有最普通的物品，而且數量也不多。

我很快就明白蘇聯人對我青睞有加的動機。他們希望更多地了解"鐵娘子"的情況--這個綽號是1976年我任反對黨領袖時，在發(fā)表了一篇演講之后，他們的官方新聞社（塔斯社）給我起的。

在東西方關系中，這是一次巨大的政治暴風雨之前的寧靜。在國際形勢緩和的假象下，近些年來，蘇聯和他們的共產黨代理人們一直在奉行一種隱蔽擴張的政策，而西方則已經放松了防御。在東京，我還會發(fā)現更多的證據能夠證明卡特政府過于相信蘇聯的善意了。就在幾天前，雙方剛剛簽訂了《第二階段限制進攻性戰(zhàn)略武器條約》，而且還要就第三階段的條約展開對話。但是，形勢馬上就將改變：過不了六個月，蘇聯就將入侵阿富汗。

雖然我們也討論了防務，但我向柯西金先生提出的最敏感的話題卻是越南成千上萬"乘船外逃的難民"。他們都是犧牲品，受到了令人震驚的迫害。這些迫害是如此恐怖，竟讓他們變賣了所有的家產，背井離鄉(xiāng)，冒著生命危險乘坐超載而危險的船只逃離他們的國家，而且還不能確定是否真正能夠逃脫。一個大型商船隊掛著英國的國旗航行，我們的船只當然要救起這些從共產主義國家逃出來的可憐難民，以免發(fā)生海難或者遭遇海盜的危險。海上的規(guī)則是海難的幸存者可以在下一個沿途停靠的港口上岸。但經常會發(fā)生這樣的情況：下一個沿途停靠的港口（位于新加坡、馬來西亞或者臺灣）都拒絕他們上岸，除非我們同意把他們帶回英國。這是我們最不愿意答應的事，因為國內以往大量的移民還在讓我們承受著極大的社會和經濟壓力。在臺灣，雖然他們在船上可以得到醫(yī)療服務和食品供應，但卻不允許登岸。這些難民也拒絕在廣州登陸：他們已經受夠了共產主義。這就意味著，香港成了他們最喜歡的直接的目的地，然后，他們希望從那里再前往美國或者其他西方國家。當然，共產黨國家都非常清楚，這種移民潮會使西方國家陷入一個代價高昂的困境。毫無疑問，他們希望移民潮能夠把該地區(qū)的其他國家攪得動蕩不安。